放手让林郑月娥组建香港管治团队

　　七一临近，港府管治团队名单出炉，令人失望的是，和此前媒体披露的一样，原公务员团队和梁振英政府旧人几乎垄断了新任特首林郑月娥整个管治班子，只有民主党的罗致光是新面孔，女性问责官员只有一位，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高达59岁，冀望这个团队带来新思维显然有些奢望。

　　本来，为重塑特区政府声望，摆脱“梁振英2.0”标签，林郑曾多次主张广纳贤才，拓宽管治团队政治光谱。她在当选感言中明言：“只要有心、有力、有承担服务香港，不论派别，我都会诚意邀请他们加入”，她甚至承诺“下届政府的问责官员会相对年轻，亦会有较多‘新血’，女性一定比现届班子多”。这一姿态曾经使港人对林郑班子颇为期待。然而事与愿违，班子竟然还是老鸟一群，这既给市民浇上了一盆冷水，也让他们有种被骗的感觉。

　　名单据说并非林郑的原意，也不符合习近平代表中央政府提出的要求。因为林郑在北京接受委任期间，曾明确向习近平主席提出在组班问题上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给予特区政府更多空间，习近平当时是以积极态度回应，让林郑信心倍增。但最近在讨论具体人选时，她深感香港事务责任部门的态度与习近平相去甚远。

习近平曾积极回应林郑组建管治团队

　　香港面对严峻挑战，需要能有包容不同声音、积极有为的管治团队负责施政，在特首带领下勠力向前。香港已经回归二十年，经历了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三位特首，不少人认为正是由于特区政府的管治团队既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并解决香港自回归之前就存在并延续至今的各种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也不能妥善处理“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才让矛盾积累到了今天这样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

　　尤其在梁振英的任期内，因为严重缺乏管治能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急速加剧，贫富分化持续扩大。最近公布的香港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539的恶劣地步，达到了45年来新高，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的生活成本是65个受访经济体中排名64位。中港两地的冲突毫无减缓迹象，激进本土和港独势力继续发展，令香港的形象和国际竞争力大大受挫。人心思变的结果，使得中央出手劝退了一心连任的梁振英，也使得港人把对未来的希望又寄托在了林郑身上，希望这位曾被赞誉为“好打得”的新任特首，能以她以极强的执行力和积极为民的意识，吸取前几任特首的教训，一改梁振英造成的恶劣斗争局面，解决香港存在的各种问题。

　　梁振英的去职，反映中央政府对过去五年香港管治工作的评价。中央既然认识到梁振英及其团队的不足，就不会让林郑继续与梁振英的班子捆绑在一起。可以想象这份组阁名单并不是林郑的理想班子，也不应该符合让梁振英不寻求连任的中央政府的意思。出于这种普遍认知，一些人容易将批评和抱怨的目光转嫁到香港事务责任部门身上，如果认知属实，那这些部门对香港政治的掌握，和对一国两制大局的认识实在令人担忧。

　　《基本法》第12条、22条、48条明确规定，香港是“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特首有权“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员：各司司长、副司长，各局局长，廉政专员，审计署署长，警务处处长，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

　　这三条宪制性规定，包括之前的白皮书和最近张德江委员长就香港问题的讲话都明确说到：第一，香港是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在港府主要官员的任命上，特首有提名权和提请任命权，中央人民政府依法具有实质任命权，特首在此一问题上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第三，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当然也包括《基本法》未做例外性排除的中央政府下属治港机构，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具体到港府管治团队组建，就是说特首组阁除了必须依法经中央政府批准任命，特首享有排他性独享权力，其它任何机构和个人的介入，包括中央政府下属香港事务责任部门的干预都与《基本法》相背离。那么既然如此，当特首在提名某些人之前，是否应该首先通过一些香港事务责任部门的“审核”，包括有权“否决”某些特首属意人选？如果这些部门对特首属意人选有不同看法，特首能否依然向中央政府提名这些人？中央政府会否独立考虑特首的建议，还是会将名单交给香港事务责任部门“筛选”，再根据这些部门的意见做出实质委任，而不是与特首商议？

《基本法》赋予了香港特首组建管治团队的合法权力

　　“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工作不仅要依《基本法》行事，还需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一国两制”并不是为了在回归谈判期间和英国政府争取香港人心，也不具有任何政治投机目的，不是说在回归之后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一国两制”是个极具原则意义的法律性和制度性规定，它建立在香港的独特经历和客观现实之上，是要在“一国”之内，同时既满足港人当家作主和维持原有生活方式的愿望，又满足国家领土统一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作为一项开创性制度安排，“一国两制”既符合中国的历史发展需要，是中央政府对港人的承诺，也是中国政府对世界的承诺，同时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有重要参考意义。所以，中央政府下属香港事务责任部门的工作，不是简单的行政或事务协调工作，而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工作，必须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既要懂政治，更要顾大局，坚定维护“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严肃性和完整性。事实上，这些部门的责任人应该比大部分其他中央部委的责任人更具政治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审慎的工作态度和坚定的政治态度同样重要。具体到这次管治班子调整，经过过去几年香港面对的政治挑战，意识到林郑出任这届特首绝对是临危受命，她背负着极重要的政治任务，放手让林郑去依法主导管治班子的筹建，让香港社会相信她有这样的自由，是事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治和宪政承诺的严肃性和完整性的大政治。香港事务责任部门可以就班子人选提供参考意见、建议适当人选、帮助分析，但必须只限于提供这种服务与协助，而且应该用最大的宽容度尊重林郑的选择和决策，不是指手画脚地逐个人选评头论足，更不应该越俎代庖，直接干预实际挑选过程。这种安排绝不会与中央政府的实质任命权力有任何冲突。

　　香港事务责任部门在香港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法》层面赋予了它在香港存在的法理要件；一是事实层面它必须自己挣得在香港存在的民心要件。这两个要件缺一不可，不能因为有了前者，就忽视香港的民意；就好像香港一些幼稚政客以为得到一部分选民支持，就肆意践踏基本法的尊严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同样不可能成功。所以，香港事务责任部门在香港除了要恪守《基本法》厘定的政治定位和权力边界，还要积极融入香港社会，促进香港的发展进步，协调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和洽共处，而不是成为矛盾冲突的激发点，让港府或市民一想起他们就挠头的消极角色。

　　香港事务责任部门应该认识到，香港和内地之间在工作习惯和语言文化有较大差异，他们要去弥合这种差异，发挥协调联络的作用，为中央政府就香港议题提供各种参考意见，从旁协助香港管治团队完成任务，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去设定香港的管治模式和方法，更不可能直接参与香港的内部管治，如直接参与政治选举中的拉票活动，协调立法会不同党派在法案辩论中的投票，或者通过各种方式促使特首依照它们的想法推动施政。更何况，香港事务责任部门和港府之间既不是内地政治中的党委和政府关系，也不是港英殖民地体制下被伦敦委派驻港的总督，它也没有在法律上获得中央政府授权介入香港的管治工作。

　　中肯而言，中央政府下属的香港事务责任部门，特别是派驻机构，根本不会想和香港任何主要群体或阶层为敌，对出现在香港的社会撕裂和各种矛盾冲突也很焦虑，但由于建制政党的无能和利益纠缠复杂，他们被迫多次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甚至让人误会它有着让特首下跪称臣的霸气，这绝对是无可奈何。他们对香港内部施政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香港社会的稳定，为了巩固“一国”，甚至是为了想要支持特区政府，是抱着一种善良的初衷。遗憾的是，因为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偏颇性认识，加上受“宁左勿右”的官僚文化影响，对香港社会的政治文化认识又不够全面和深入，这些部门经常是强化了“一国”，但弱化了“两制”，会因为想要积极作为而造成政治越位，好心办了坏事，不仅没有解决原来的矛盾冲突，反而制造了新的误解，而且与香港民意越走越远，间接影响了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任，以及削减中央政府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权威性。

　　当然，历届特首的软弱以及缺乏与中央政府各级官员沟通的习惯，结果是让情况更恶化。具体到这次团队组建，问题的关键还在林郑。因为就算是面对困难，她也应该努力突围。既然是光明磊落地施政，就不应有所顾忌，必要时可争取直接向中央政府陈述自己的观点。经由此事，或许中央政府，甚至习近平主席的办公室应该与林郑建立某种沟通机制，以便林郑在有需要的时候，不会再被官僚结构制约，让香港社会治理完整体现《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精神，从而改变香港目前的困局，也让香港特首不会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失去自信。习近平设立的各个小组就是希望某些重要决策不会被官僚体系“没收”，香港事务或许也应该打破旧思维，用一些具创意的方法，让各种结构性困局能够被突围。

　　中央政府不应担心林郑会做出出格的事，她是经过严格筛选，长期服务香港，被中央信任的特首。和梁振英相比，或许林郑并不习惯和中央政府官员打交道，以往也没有刻意耕耘这方面的关系，但这不应该成为香港事务责任部门对她不信任的理由。中央曾为特首选举开出“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拥护”四个条件，林郑当选后，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也立刻以这四个条件为标尺，认为她是出任特首的最佳人选。习近平在接见林郑的时候更明确表示，林郑“爱国爱港立场坚定，勤勉务实，敢于担当，行政经验丰富，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在香港社会认可度一直很高，对国家和香港有心、有力、有承担，符合中央对行政长官的一贯标准。”既然如此，作为中央政府的责任部门，还有什么理由对林郑不放心，要在她的组阁工作上越俎代庖呢？

　　香港已经回归二十年，既往经验告诉我们，明确香港事务协调工作的政治定位和法定边界非常重要，这些责任部门的政治意识和政策水平，更是直接影响着香港的社会和谐程度与中港关系。对这些香港事务责任部门而言，越是对港府治港能力不放心，越是会超越《基本法》规定介入到本属特区政府的管理事务，越是会弱化港府的治港能力，越是会招致港人反感并激化中港之间的误会，牺牲的是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从林郑组阁开始，让这位“中央信任”的特首，来主导组建她自己的管治团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