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保外就医的消息，真的令人非常震惊！我注意到多维新闻网在2015年高瑜、浦志强等获缓刑轻判期间前后，曾鼓励中共及时妥善处理刘晓波案，我个人在2012年也呼吁过有关方面要慎重对待注意影响，但非常遗憾，这些建议好像都没有什么作用。
刘晓波不是个普通政治犯，他是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不管各界对他的获奖资格有多大争议、也不管这个奖有没有挪威政府的政治考虑，在不少人的认识里，刘晓波已然成为一个政治象征，一个符号。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物，在监狱里服刑到最后以肝癌晚期保外就医，会让外部世界怎么联想？
刘晓波原本藉藉无名，是他被判刑后获得诺贝尔奖，将他突然变成了一些人的英雄，而如果他就这样在刑期内因为肝癌去世，外界舆论必定会将他再包装成一个对抗体制的殉道者，并将之变成一个挥向体制的言论武器。相应的，对于代表体制的一方，又要承受怎样措辞激烈且浮想联翩的批评？解释与驳斥，到时候又能起到多少作用？
我个人也不认为刘晓波有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资格，诺尔贝和平奖颁给他绝对是个乌龙,甚至可能有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意识形态在里头。我这么说，是因为诺贝尔和平奖确实具有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而且对于刘晓波，无论在六四，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运动进程中，他也都不是什么要角，没有发挥什么关键作用。如果不是因为零八宪章被判刑，他可能真的无法获得提名。
但另一方面，你又必须承认，刘晓波这个人的想法确实非常坚定，而且他已经抱定了要为理想而牺牲的决心。对于有坚定而不极端理想、不做恶的人，哪怕他的理想可能与时代和国情不容，我也觉得值得尊敬——尽管我可能并不认同他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我认为，一个现代的社会与体制，也应该给这些理想主义者予以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包容。
因为数千年的政治历史及文化传统，中国可能确实适合于中央集权型政府，一党执政也没有问题。但也恰恰是这种制度道路的适用，给历史以来的中国政府和执政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要比西方民主社会下的政党和政府更能包容得了异见，更能听得进去批评，要主动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还要有强烈的法治意识和包容精神，而不是以一种专政的心态来进行管制，执政不等同专政。若做不到这些，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就会不断造成执政合法性的自我解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这个社会，今天这个世界，确实有一些普适与人类的共同价值，比如自由、民主、对人权的尊重，甚至包括环境保护等。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之所以在国际社会招致普遍反感，就是因为他践踏了当今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普遍价值认同。美国这些年的国际软实力不断解体，甚至于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的退潮，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它一边在口头上维护某些共同价值，一边却成为践踏这些价值的凶嫌。这样的教训，对于一个崛起的大国来说，必须及时汲取。
我这些年在台港和海外，包括在中国国内，经常和年轻人聊天，经常从历史的视角，告诉他们中国制度道路的适用性。很多人骂我是在帮助中共给海外的年轻人洗脑。拜托，我草民一个，何德何能去给年轻人洗脑，中共哪里又需要我的帮助？这其实都是我个人的认识，我很乐意看到中国制度道路的合法性越来越稳固，看到中国能为全球治理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贡献，并得到世界认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些会格外开心！我也很欣慰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透过坦诚沟通交流，能转变原来太过理想化的认识，开始从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国情考虑问题，认识到中国制度道路的适用性。
但另一方面，我也深切感受到，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够现代化，特别是价值观体系的僵化教条和包装宣传手法的笨拙，官僚们法治精神的严重缺失，对多元社会下的不同表达和批评缺乏包容，包括对人权缺乏尊重等，正成为制约外部世界对中国认同，特别是台、港社会及海外年轻华人，对中国道路和制度认同的最大因素。而这可能也正是中国经济崛起了，却无法让天下华人归心，甚至有些人还离心离德的根本原因。就好像一个家庭，你不能总是抱怨孩子们不听话，却不检讨自身一样的原因。咱们这个国家，真的要人人都争气才行！
除此之外，我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是太过严苛的网络管制，会不会窒息了中国互联网的活力，让中国在这个原本全球领先的领域失掉竞争优势。要知道中国互联网所以能后发先至，不是因为此前“管”的多好多严，恰恰是因为这一产业从2000年开始不断萌芽成长，不像传统产业那样遭到严格管制，有了一个开放的创新环境，才能取得今天这些骄人成绩。我们今天收割的果实，都是十几年前种下的种子。
算了，想的太多了太累，就这样收笔吧。刘晓波案是个极大的不幸，但我希望这个不幸，能成为一个促成某些转变的契机！（牛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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