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将当年的和平奖颁发给中国监狱中的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曾令中国政府尴尬恼怒。近8年之后，刘晓波在狱中罹患肝癌、并且已经到晚期的消息再次让中国政府面对国际压力。连日来，海内外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个人与团体发起全球联署活动，呼吁中国当局允许刘晓波与他长期处于软禁状态的妻子刘霞一道出国就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联席主席鲁比奥和史密斯、美国驻华大使也都先后发表声明，希望能帮助刘晓波夫妇出国治病。美欧各地民主人士也纷纷努力，推动这些国家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借近日在巴黎访问的机会，会晤法国外交部人权事务大使Franois Croquette，表达对刘晓波健康状况的担忧，呼吁欧洲联盟能够给予支持。27日，王丹在巴黎政治学院参加亚洲民主进程主题演讲和讨论会后，向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
王丹：我就是告诉他们刘晓波的这个（生病）情况。他们表示已经知晓，但我还是提出了我们的要求：希望欧盟能够出面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让中国政府能够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病。他（人权大使）说他当然会转达，他也告诉我说，不只是法国，欧盟相关部门有一个工作网络，已经在讨论如何做出回应。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结果），但他承诺会做出反应。
记者：这些年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对话一直进展不顺利。欧盟有28个成员国，未来可能是27个，内部在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很有分歧。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觉得欧盟是否能够比较坚决的支持你们的要求？
王丹：我当然不是那么乐观。我也知道最近这些年中国政府花了很多精力和钱，把欧盟内部在人权问题上搞得非常分裂。前不久，希腊就否决了欧盟的人权决议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欧盟国家本着基本的人道精神和普世价值，团结在一起，关心中国人权问题。坦率讲，我确实不那么乐观，但也没办法。
记者：八九六四之后，刘晓波要么是在监狱，要么是被软禁在家，即使在他不在有形的监狱的时候，他的表达空间也非常有限。在中国舆论对他的了解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怎样看刘晓波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
王丹：其实很多精英人物推动历史进步，其意义都不是在当时就被认识到的，都是经过一段时间才被认识到，所以我们常常将这些义士是在做一种殉难的工作。殉难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孤独的。但我是研究历史的，我还是相信历史，刘晓波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意义早晚一定会写进历史。现在虽然没有很多人知道他，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短暂的。长远来看，历史会记住刘晓波。
记者：当年刘晓波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曾说“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在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人中引发不少争议。您个人怎么看他这段表述？
王丹：至少从我来讲，应当尊重每个人的看法。我与晓波很熟，我理解他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说他不意义去做反对共产党的事。他当时是说希望中国政治发展能够走到一个更高的道德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他的这种立场。他的表述方式也许引起一些争论，但我觉得这并不重要，我们应该还是理解刘晓波真正的用意，也就是希望中国政治发展能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层次，不要仅仅停留在仇恨层次。
记者：近年来，西方民主政体面对种种危机，而中国虽然在政治和社会空间最大限度加强控制，但经济最近二、三十年飞速发展，而且中国也日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这是否说明这样的中国模式可以是另一种发展模式呢？
王丹：我认为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中国虽然发展非常快，但我们都知道这是建立在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基础上，包括环境、能源，当然也包括政治的进步和人的素质等等。换句话说，中国模式可以有一个短期的高速发展，但不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之前，经济发展都非常快。发展快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真正崛起，一定要加上其他，包括政治民主化，包括人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其实这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崛起，也让世界看不起。
记者：中国对外开放的初年，西方社会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必将带来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那您怎么看今天中国现在的发展？
王丹：这几年，依我了解，西方很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开始认识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中国有她非常特殊的情况。过去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推进民主化，但它的一个前提是经济发展独立进行，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完全联系在一起，与权力勾结得越紧密，就越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所以中国完全没办法套用西方的这种发展理论。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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