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周四病逝。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北京当局都不容其在外国自由地终结一生。环视自由世界，对刘晓波的哀思、对中共政权的声讨此起彼伏。就这样，想做一个文明大国的北京政权再一次被送到被告席上。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谴责北京对刘晓波“过早死亡”“应负重大责任”，因为北京剥夺了对这位政治反对者采取适合的医治。这一指责绝非空穴来风。美德医生问诊时，病入膏肓的刘晓波明白无误地表示，希望到美德等国治疗。在最后的时日里，德国、美国当局不断呼吁，冀望北京当局出于一点人道关怀和医疗考量，给予刘晓波自由，让刘晓波出国。然而，“人道关怀”的呼吁没有对北京当局产生作用，刘晓波就这样一直被拖到死亡。
亲近刘晓波夫妻的人士指出，刘晓波最后的愿望，就是要和妻子刘霞摆脱铁拳桎梏，死也要自由地死在外国。而当局就是不容刘晓波离开沈阳那座层层监控的医院，亲友难入，记者被封锁，这是一座与世界隔绝的“癌病房”。
强权者与文明社会的领袖使用的是两种语言，这容易使强权者错以为对方比较软弱。其实，德国总理默克尔得到刘晓波死讯后忍痛赞扬“刘晓波是捍卫人权和自由的战士”份量不轻。想想在一个黑暗的国家坚持捍卫人权，形同于在地狱里作战，默克尔以此尽最大可能表达了自己的悲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鲜明地指出刘晓波为改善自己国家的命运献出了生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除了朝鲜，为争取改善人权需要献出生命的国家可能所剩无几。
从网络的反应看，刘晓波的朋友们的痛楚真切得难以复加，愤怒得无以复加。他们并非完全想不到这个政权最后也不会对一个和平的反对者产生丝毫的人道怜悯，然而他们仍然怀着希望。一个自视没有敌人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只是想为自己的国家早日实现宪政奔走呼号的知识人，已经步入生命的最后阶段，留给他一线生机，恢复他的自由，让他出国，当局没有绝对做不到的理由。即便从机会主义的角度考虑，如是，既不至于落得残酷残忍残暴的名声，当局又不至于付出太多，刘晓波毕竟坐狱长达九年之久，生命快要走到尽头。
大约国际社会万万没有想到，刘晓波的亲友们万万不愿见到的情景终于发生，直到最后，北京当局都不肯松口，刘晓波的朋友野渡就对法新社表示，他们会把刘晓波一直控制到死都不放。果然。
大赦国际总干事赛迪说，“今天，我们为失去一位伟大的人权活动者痛哭”。刘晓波过世了，但是，“北京失败了”。代表刘晓波的美国律师杰拉德·简瑟尔认为：“再清楚不过，今天的失败者是中国政府。刘晓波的思想和梦想将在他们之后继续生存、传播乃至终将实现”。
刘晓波的和平民主理想世人难以忘记。他做过的几件事都在实践着这一理想。1989年大军血洗天安门之际，刘晓波以大学教授之身，毅然加入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之中，不顾个人安危同戒严部队谈判，把最后坚守的两千多名学生从广场安全带出；刘晓波以笔为生，以文会友，2000年参与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后改名独立中文笔会，跟许多被剥夺自由写作和发表权利的同仁继续用笔耕耘；2008年，参与起草旨在以非暴力途径转型，实现宪政国家的『零八宪章』，因此被第三次剥夺自由。然而刘晓波没有屈服，他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 里再次表白：“我 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 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
刘晓波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有网友愤怒地写道，“刘晓波死了，暴君傲慢地活着”。有些议论显示对独裁政权恨得咬牙切齿，呼吁以暴易暴。推翻暴君的手段可能是革命，然而刘晓波说过“我没有敌人”，他主张非暴力，主张宪政，主张对话，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化铺垫。如何理解刘晓波的非暴力，鲍彤写道：“刘晓波主张非暴力，以暴易暴产生不了新制度。暴力是强者的赌本。我们是弱者，不是军阀，没有强权。道义、理智、合法性、同情心，才是弱者的优势。非暴力不是坐以待毙。听天由命。非暴力是我们弱者在协商，在抗争，在进取，在退却，在不合作中的理智。这是我向刘晓波学到的非暴力”。
然而，面临今天的情景，有些人担心，认同“我没有敌人”这一非暴力立场可能并非易事。学者何清涟认为：“刘晓波去世，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非暴力抗争这一政治理念在中国将进入尘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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