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官集体上位背后 看陈敏尔三大政治优势

北京时间7月15日，中共方面宣布，陈敏尔接替孙政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孙志刚“补位”陈敏尔担任贵州省委书记。

陈敏尔之所以能够“上位”，既有他自身的政治优势，也是2012年以来“浙江官员”集体上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更能从中透视“习近平”的用人观。

陈敏尔上位有三大优势（图源：VCG）

年轻 浙系 高层加持 陈敏尔的三大优势

陈敏尔的政治优势究竟在哪里？

其次，陈敏尔的第二个政治优势在于其“浙江标签”。浙江作为中国经济大省，又是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曾经执政之地，在十八大之后，一大批曾在浙江执政的官员如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等纷纷上位，陈敏尔便是其中一人。如果抛开派系因素，浙江为这批官员带来的改革魄力和国际视角，是他们能够上位的重要原因。

第三，从2012年开始，陈敏尔明显成为政坛的“宠儿”，不断得到来自中央高层的加持。

例如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的7月，为了让陈敏尔能够拿到“中央委员”的入场券，在栗战书离开贵州后，陈敏尔被立刻调往贵州担任省委副书记，入选“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既成为了“封疆大员”，同时也为后来5年的不断晋升得到了“党内保障”。当时就有坊间议论，这是中共高层为陈敏尔仕途更进一步做铺垫。果然，不到两个月的2013年1月，陈敏尔升任贵州省委书记。

此外，今年4月20日，中共贵州省委党代会闭幕当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贵州全票当选十九大代表。这是近十多年——十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参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区首次从上海变为贵州。外界将此认为是中共最高层支持陈敏尔的信号。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神隐”近40天后，于6月22日现身贵州，大谈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以及迎接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做好政治生态的护林员”更是加深了这种猜测，当时便有评论认为，“很可能代表中央完成了对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的政治考察”，从目前调动来看，似乎得以印证。

可以说，在创新经济和民生扶贫成为中共考察官员关键指标的当下，带有浙江标签，政治新星以及60后年轻大员特征的陈敏尔，既有足够的地方政绩，也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明确认可。中共十九大都将是他一个新的起点。

浙江系官员集体上位体现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思维（图源：新华社）

“浙江官员”集体上位与习近平用人观

比陈敏尔更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之后，以他为代表的有浙江执政履历官员的大规模“崛起”，包括陈敏尔、蔡奇、巴音朝鲁、钟少军、黄坤明、李强在内的诸多浙江官员，都在十八大后仕途再进一步。以及由此可以透视出习近平的“用人观”。

中共十八大后，反腐立即开场，改革全面铺开，战略计划相继推出。这些都离不开得力助手的配合。而且，一些关键和特殊的岗位，需要适用特殊的任用逻辑。在特殊的时代环境和政治背景下，更是如此。

因此浙江官员能够获得重用，一个原因当然脱离不开“熟悉”。

作为政治的发迹地，浙江是习近平真正全面掌权和主政时间最长的地方省份，也是他得以全面展现自己执政理念和施政成绩最为亮眼的地方。外界甚至将习近平执政时期的崛起路径概括为“浙江模式”，认为可以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象。成绩的背后，抛开习近平执政能力不论，必然离不开一批与习理念契合、能力过硬的官员辅佐。

这种仕途交集为其提供了得到习近平近距离观察的机会。习近平上台后，改换旧的人事任用体系，这些人自然容易引起注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政治逻辑和必须途径，对其重用有助于迅速稳定政局并形成推进改变的合力。

第二个原因就要从浙江官员自身特质上去寻找。地处东部沿海，临近上海，再加上历史文化的熏陶，浙江人将“革新”代入了官场，同时还特有一种自“绍兴出师爷”一类俗语所衍生出来的细腻处事风格。这种“文”、“士”的特质，决定了浙江官员是务实的。

在习近平执政浙江期间，2006年，浙江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8万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农民人均收入超过7,000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第一。这一成绩可以说颇为亮眼，其施政理念得以自上而下的推行，获得骄人政绩背后，必然得益于一批与习执政理念契合、能力过硬（起码习认为过硬）的官员辅佐。而今天习近平对于中国官场所有官员的要求，甚至有很多标准来自于这些与他一起经过5年锤炼和合作的人。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解读政治新常态下的浙江官员集体上位现象，或许能对正处迷茫期的官员如何为官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2013年6月所召开的中国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结合今天人事布局形式，意味不言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