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伟大领袖的时代

　　伟大领袖去世41周年那天，我在朋友圈字斟句酌写的一个帖子发不出来，变成图片也发不出来，摆明了是不让我们平头百姓纪念。这样的事情，在伟大领袖的时代是没有的，这不独是因为那时没这么登峰造极的技术，还因为那时的穷，百姓穷的要死不活，官方也穷的“办不了大事”。

　　另一方面则因为穷，收音机不普及，普通百姓家里没有收音机。我平生见到的第一个收音机是我四舅拼凑出来的，里面还缠着破布条。

　　邓小平谪居江西之时，向中央申请把已经在政治运动中致残的大儿子接来，这儿子在北大学过物理，会捣鼓收音机，未来的中国残联主席收听美国之音。有一天，他收到林彪同志背叛伟大领袖（兼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向边境偷逃而坠亡的消息，他和他紧盯北京气候的老子，分享了这一重大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从那时开始，第二伟大的领袖就有了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重大消息他就听美国之音怎么说。信息流通和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重要，如同空气对于人。活人需要空气，如同一个有活力的社会需要信息流通和言论自由。这个道理，贬谪中的邓小平应该可以感受到。

　　时代不同了，在最伟大领袖去世四十一年后，次伟大领袖去世二十年后，我们用苹果手机，用别有用心的人开发的梯子，翻到墙外去听美国之音。9月9日，既然自己写发不出来，就去墙外看了看别人在四十多年后怎么看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看是看了，看了也没感觉。就像你自己捏着鼻子不呼吸，看别人呼吸，感觉不一样。也相当于淹在水里，插一根管子在鼻孔上，通到有空气的地方。

　　伟大领袖的中国，其主旋律一直是阶级斗争，协奏曲是贫困和饥荒。阶级斗争要命，贫困和饥荒也是对人生的剥夺，也是杀人。1975年，伟大领袖离开我们的前夕，中国再次陷入全面的饥荒。

　　现在说起饥荒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没有人说过“文革大饥荒”。网上还看到过有文章的标题叫“文革为什么没有饿死人”。我要说这是不实在的。如果文革没有大饥荒，文革结束时，官方热衷传播的两句“民谚”——“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就没由来。

　　我记得文革结束的头一年，家乡县城的榆树皮已经被吃光，剩下树干，兀自独立。上学的路上，我常看到男人们走路一点声响都没有，慢慢地移动，裸露的双脚和小腿呈青亮色——他们即将“水肿病”而死。我采访过四川的一位过来人（他现在还健在），1975年，他在四川某县做县委副书记，他说，他所在的县，当年“水肿病”死亡四千人。很明显，不独四川如此。

　　昨晚，我陪我爸妈聊天，他们过了八十，是我的活字典。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老爸就讲到他文革期间去涪陵（重庆下游的小城，就是后来一个美国人来“支教”后写出《江城》那个地方）去买柴油发动机（当然是给“公家”买，为“公家”出差），他说，路上在武隆住了几天，那里很穷，饭馆卖野菜。

　　我一下就回想起，父亲不在家那些天，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们的艰难。我当时已经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小小少年，一边看书，一边想象着未来，知道眼下这是不正常的生活。我记得那正是青黄不接的日子，有一天，家里可吃的，只有挂得老高的几块腊肉，没有大米，也没有粗粮，甚至也没有柴禾。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过来的。而那时的交通，去厂家提柴油机还得等待，我爸大概是大半个月才回来……我看了我妈一眼，感觉这个话题不好，说今天太晚了睡觉睡觉，强行打断了爸爸的话，结束了我们的夜谈。

　　父母睡觉了以后我出门走了走。秋夜的县城，小路安静，空气清凉。我在想，一个艰难年代的过来人，到底应该如何面对过去。以幸存者的姿态，反思过去，明显不合时宜。天灵灵，地灵灵，我们大家要开心。

　　在没有现代政治文明建立之前，百姓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伟人的手中。不难设想，如果伟大的领袖和次伟大的领袖一样身体健康地活到九十多岁，则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就不再需要残酷的计划生育了。而没有法治保护的伟人的命运也非常不可预测。比啼饥号寒的百姓更盼望伟大领袖去世的是他身边的重臣们。在他老人家尸骨未寒之时，被他打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迅速复辟，他的遗孀和几位最宠幸的近臣，便被抓了起来一直关押到死。

　　所幸，邓小平同意在保证政权不旁落的前提下，承认人民要吃饱后才能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他老老实实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于是，三十多年后，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中国的航空业就可以航海了，他老人家的外戚就可以安邦了。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变成了令人追怀的红色浪漫，饥荒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连文字都不存留。人们开始怀念伟大领袖时代。看来，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家庭财产和社会的财富的重组，即将成为新一代的社会理想。

　　奇怪的是，有权者和有产者会推动和助长这一社会思潮，把它树为正能量。把反思历史，认为法治才能救中国的想法，视为他们前进的路障，必欲清除而放心，删帖还是温柔的，比起删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