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力挺” 国际刑警组织引质疑

　　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周二在北京开幕，习近平发表演讲称，支持提升该组织的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而中国警界高层出任该组织主席，以及该组织之前与中国政府的诸多合作曾受到不少人士的质疑。

　　习近平称，国际刑警组织成立近百年来，为凝聚世界各国警方共识、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多年来，北京争取获得其它国家的帮助，将被称之为腐败分子、恐怖分子的外逃中国公民遣送回国。

　　路透社报道指，北京希望其它国家遣返据称有罪的人员，但特别是西方国家存在疑虑。这些国家政府和司法部门担心中方不能提供西方法院所需要的证据，以及相关人员是否会在中国受到刑讯逼供而无法受到公平的审判，以及对这些人员的指控是否存在政治动机。

　　国际刑警组织、"红通"与郭文贵

　　今年3月初，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接受"明镜电视"的采访，对中共高官进行公开指控，受到舆论关注。美国之音中文节目与郭约定在4月19日进行直播采访。而就在4月19日直播前不久，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红色通报"（即中方所称"红色通缉令"）。不过郭文贵当天仍出现在美国之音的镜头前。

　　19日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国际刑警组织已于一天前"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缉令，也就是红色通报"。

　　国际刑警组织是谁？

　　国际刑警组织成立于1923年，是一个各国打击刑事犯罪的合作组织，目前拥有成员国190个。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寻人和寻物通报以七种颜色标示，最高级别为红色通报（Red Notices）。在中国官方媒体中，"红色通报"也经常被称为"红色通缉令"，尽管红色通报并不具备通缉令的法律效力。

　　红色通报是成员国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要求逮捕并递解某人的申请。国际刑警组织将这一通报纳入其数据库，供各成员国查阅。必须强调的是，"红色通报"并不是国际逮捕令，也不具备其他意义 上的法律约束力。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各国可自行决定如何处理红色通报。也就是说，无论是国际刑警组织，还是其成员国，都无权强迫另一个成员国基于红色通报对某人实施逮捕。

　　德国联邦刑警局强调，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通报"并不是采取执法行动的基础"。德国联邦刑警局只会依据德国法律对国际刑警组织的通报进行个案评估，并决定是否采取行动。

　　就法律角度而言，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根据法国民法登记注册的民间机构，并不拥有任何国际法层面的法律和条约基础，也未经任何一个国家议会的批准。国际刑警组织每年大约8000万欧元的经费主要来自各成员国的会费和私人捐助。德国方面每年提交的会费大约为440万欧元。提供捐助的企业包括烟草公司 Philip Morris和制药公司Sanofi等。

　　国际刑警组织的宪章中明文规定，该组织不得介入政治迫害，各国警方应以"保障基本人权精神"为基础予以合作。尽管如此，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批评从未平息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2011年国际刑警组织公布的"红色通报"进行的评估显示，其中28%的红通来自被"自由之家"组织定义为"公民权利没有保障" 的国家，半数红通来自被反腐败组织"国际透明度"定义为"极度腐败"的国家。

　　人权组织指责国际刑警组织正在演变为专制国家打击异议的"帮凶"。

　　2016年11月，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使得相关的争议变得更为激烈。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今年4月曾专程前往国际刑警组织总部里昂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该组织被专制政权滥用的情况。由于国际刑警组织的"通告"，他本人就曾多次被作为恐怖分子扣押和搜查。

　　郭文贵驳斥"红通"

　　而在富商郭文贵被"红通"之后，据美国之音报道，郭文贵称，北京当局搬出国际刑警组织来对付他，完全是非法的，其目的就是阻止他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和专访的播出。他并称："中国政府花了6千万美元一年，拿到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的职务，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老百姓掌握了贪官腐败的信息来海外爆料。"

　　"红通"在其它国家也曾引发争议

　　今年8月，国际刑警组织曾根据土耳其政府的要求发出"红色通报"，致使土耳其裔德国籍作家阿克汗里（Dogan Akhanli）在西班牙被捕，引起轩然大波。德国外交部介入后，西班牙警方释放了阿克汗里。德国总理默克尔指责土耳其政府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撤回了这一通报。

　　欧洲理事会专员法布里蒂乌斯当时对德国之声表示："可以这么说，国际刑警只是一个信息门户，国际刑警组织的其它成员国由此获得一个国家正在通缉某一个人的相关信息。"

　　他还表示："遗憾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打击异己、反对派政治家、政府批评人士和人权卫士，并且对他们进行旅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