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普遍认为汪洋可能出任全国政协主席一职（图源：新华社）
十九大迄今已逾月，在这场对中共而言极为重要的全体代表大会上，完成了高层权力的交接。除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有进有退，出现不少新面孔外，政治局常委会这一最高领导集体也告全面换届——依常规习近平和李克强留任，余下五名常委均已换人。 彼时中共官方将常委具体人选公布之际，曾引发一轮极为密集的关注和解读。如今一个多月过去，新任常委栗战书、汪洋、赵乐际、王沪宁和韩正都已有不少公开行程。此时回过头再做检视，或可对他们的新角色以及将要面临的挑战有更清晰认识。
外界普遍认为，依照目前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汪洋位列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之后，很大可能出任政协主席一职。按惯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依次为中共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党务及意识形态主管者、中纪委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梳理汪洋一个多月来的公开行程可见，其仍主要以政务身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活动。如主持召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出席全国通关一体化工作推进现场会、出席《财富》全球论坛并作主旨演讲、会见日本公民党党首等行程，均是如此。
在明年三月中国两会之时，政治局常委中尚未公布政务职务的将会得以明确。对于汪洋而言，若果然就任政协主席，在转换轨道主理政协工作后，又会面临什么挑战。 汪洋曾有过一段时期的共青团工作经历，做过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而后历任地方党政职务，也曾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履历可谓丰富。直至十八大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林、水利、商务、旅游等，被认为亦匹配其从政经验，有助于尽快进入角色。 有评论者称，相较于此前任职政府体系的丰富经验，政协统战工作对汪洋无疑是较为陌生的。特别是十八大至今，政协统战领域出现不少新变化，某些问题甚至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这是汪洋将要面对的挑战。
其一，宗教、民族问题五年来越发趋向复杂。 今年以来，新疆的一系列综合整顿措施引发各界关注。在年初该自治区的一场会议上，党委书记陈全国明确称“严厉查处反分裂斗争中的‘两面派’‘两面人’”。而后从教育到政法，一批各领域均有分布的新疆官员相继落马。九月中旬，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占去大头。而在十八大后，俞正声亦三次进藏，民族和宗教问题依旧盘根错节。
“泛清真化”近年来也呈逐步蔓延趋势。族群边际扩大等以宗教矛盾为内核的各类社会问题频发。尤其是前段时间在唐山发生的穆斯林打砸公路收费站事件，一时之间成为舆论热点。不少宗教问题专家达成共识，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可能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阻挠和破坏。 对于汪洋而言，这些已经根源深植，并且持续蔓延的宗教、民族问题，无疑是他履新之后亟待考虑的。如何使政协这一“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上述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或将成为其未来五年政协生涯的重头工作。
其二，寻找与知识分子更良好的相处模式。 随着中共建党至今百年历程，知识分子的角色从初始的盟友和主力渐而嬗变。直至今日，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同中共不断间离，乃至以针锋相对自居。当然，这里的“针锋相对”绝大多数仍能自觉把握尺度，安全地游走在红线之外。 但其总体态势应当引起中共的足够重视。在互联网普及之后，作为最具能量的一个舆论场，驳杂庞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及类似团队正在形成数量众多的舆论高地，他们的影响力和塑造力是惊人的，多数传统媒体已望尘不及。 怎样与这样一群知识分子建立良性互动，摆脱相互敌视、相互否认的无解循环，这是摆在汪洋面前的又一难题。显然过去五年间，收紧管控，加大管制力度的意识形态政策并未取得理想效果，甚至有些过头。一面是某些层级的官方文宣无限拔高，一面对普遍范围的舆论生态又严加尺规。这其中的落差加剧了知识界与中共之间的不理解。
其三，如何密切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正在成为统战的难点和重点之一。根据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新的社会基层人士”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四大群体。
这个群体既不在过去的阶级分析框架中，也不在传统体制涵括内，他们随着经济转型和科技发展、新业态新产业的出现而出现，在过去数年间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并且仍在不断多样化发展。 这对政协工作无疑是一个新难题。如何把这样一个门类众多，深入社会各阶层，与中共联系并不密切的新群体纳入“爱国统一战线”，会在未来成为一个不断衍生的庞大课题。为因应此形势，去年中央统战部已经组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可以料想，政协也将在接下来的五年，在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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