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张五岳，在该校国际评论专栏发表文章指出，观察中共十九大后的中共高层政治权力布局，相较于以往历次党代表大会已经有三项重大变化。那就是改变了派系政治的集体领导格局、改变了党内高层领导选拔的先例、改变了隔代指定接班与世代交替的惯例。
首先就改变派系政治的集体领导格局而言，当年邓小平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度复出后，深感于毛泽东时期个人领导与个人崇拜，所犯下文化大革命错误，因此除了废除干部终身制，也强调集体领导与世代交替的重要性。
邓小平当时只有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最高军权的位置，并未担任党、政职务最高领导人。此外，当年邓小平虽然掌握大局，但仍然有所谓的陈云、李先念等"八大元老治国"，且在党内仍然有主张"计划经济"的陈云相互抗衡。
因此1992年邓小平离开北京到深圳、上海发动"南巡"讲话强调经改，更显示出当时党内仍然存有相当大的反对力量。邓小平在重大议题上仍然必须跟其他派系妥协。
中共十九大前夕，习近平藉由反贪等重要手段大力清除党、政、军内部不同派系，包含江泽民时期大力提拔的军方将领，并大力贬低与清除胡锦涛时期大力拔擢的共青团系统。
综观十九大政治局常委中，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可谓习近平人马，汪洋也是习近平认可负责中、美贸易谈判人选，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可谓拥有绝对的优势，党内已经没什么"江派"、"团派"，只剩下"习派"，在欠缺党内其他派系的制衡与抗下，习近平集权程度可说超过邓小平，直追当年"个人领导"的毛泽东。
其次，就改变了党内高层领导选拔的先例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虽然不允许党外的民主，但确实不断探讨党内民主。在胡锦涛时代尤其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准备挑选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
中共中央从200名中央委员中，以年龄划线。挑选出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以及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两人。并由中共十六大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等中共高层，以党内民主"划票打勾"方式，推选出习近平担任第五代最高领导人。
以当年胡锦涛积极培养以李克强为首的、李源潮、汪洋、令计划等共青团派人选，如果无由中共十六大的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等以"划票打勾"方式，习近平恐难出任最高领导人。
当年习近平能够在党内胜出，主要得力于军方系统全力支持，因为习不仅高干子弟且第一份工作是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的秘书，习的夫人彭丽媛更是出自军方，而军方系统约占有四分之一的名额。其次是江泽民与曾庆红的支持，因为中共十六大的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的提名，主要由当时总书记江泽民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党校校长曾庆红掌控。
习近平虽然因为党内以民主"划票打勾"方式出任最高领导人，但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事件，也让他深深警惕。根据新华社报导披露，此次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201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就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直接领导下进行，习近平以面对面谈话的方式，听取推荐意见，在综合大家意见建议的基础上，2017年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人选方案。
以"谈话调研"方式不仅贯彻了习近平对于党内高层人事的掌控，也改变了以往内高层产生的惯例。
最后是改变了隔代指定接班与世代交替的惯例。这次中共十九大，不仅在召开前夕清除了孙政才，提拔1960年出生的嫡系陈敏尔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打破了外界所谓的"隔代指定接班"的先例，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更未挑选出1960年后的担任政治局常委，同时也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惯例打破，改由政治局委员层级的中央组织部长陈希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由于中共十九大并未出现年轻一代的政治局常委，更未让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此一历练总书记的位置。因此，此次十九大不仅改变了隔代指定接班的惯例，也改变在党代表大会上进行储君确立的惯例。
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时代，中共内部唯一可能存在的隐忧，是当党内高层欠缺不同派系与不同声音，同时高层权力欠必要缺监督制衡与纠错机制，则容易造成独断与寡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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