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已经顺利出台了他的“习氏党章”，“习氏宪法”肯定也会在两个月之后“高票通过”----“全票通过”也不足为奇。再往后，应该就会把起草中共历史上的第三部“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上议事日程了。
既然当年毛泽东是靠一纸“历史问题决议”奠定自己的核心地位，邓小平又是靠一纸“历史问题决议”开创了中共政权的“第二次历史飞跃”，那么已经把自己拔高为“新时代领路人”的习近平自然就有义务，有使命为他之前的“旧时代”做一历史性的总结。所以笔者也认为今年内匆忙出台“习氏历史问题决议”的可能性不大，但最终出台只是时间问题。以习近平上台迄今五年多来的言论和行动为依据，笔者更倾向于相信未来肯定会出台的“习氏历史问题决议”中，一定会会“旗帜鲜明”地把改革开放和八九镇压并列为邓小平为中共政权所立下的最重要的两大功绩！
习近平在他那份“八一九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训示全党：“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就得斗争。作为党的干部，不要去想博得社会各种人的喝彩、赢得海外各种舆论的好评。只要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坚持原则，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共产党人连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损失一点蜗角虚名吗？我们党也不会以这种虚名来评价干部。作为党的干部，不能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决不能东西摇摆、左右迎合！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斗争中，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能作旁观者。今后，谁再围攻我们的同志，我们宣传思想部门要发声，党委要发声，各个方面都要发声！要发出统一的明确信号，形成一呼百应的态势，不要怕被污名化。我常常讲干部要敢于担当，这就是一个重要检验。”
习近平这份讲话虽然不是直接论及八九六四镇压，但这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毛式“阶级斗争”思维在习近平头脑里无疑是根深蒂固，习近平总结历史也好，制定政策也好，一定都是会照此思路行事。
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这段“习近平语录”中的“不争论”三个字。中共党内人人都知道，所谓的“不争论”已经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道： 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 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事后有中共党刊的权威理论文章介绍过“邓小平关于‘不争论’的思想”有对内对外两方面的意涵。对内是指“对在改革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新事物以及需要试验的东西不搞争论”；对外是指“在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要坚持政治原则，但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但据当年在广东省委内部工作的人士透露，邓小平南巡时讲“不争论”三个字时也提到过“八九风波”，大意是八九镇压之后面对国际上“很大的反对声音”，“我们采取了不争论，不针锋相对的回避策略”，“让时间证明我们面对那场风波的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及时的，必要的”。
习近平登基后不久即已经说过：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是不行的！领导干部要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我曾经说过，领导干部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有些干部对大是大非问题绕着走，态度暧昧，独善其身，怕丢分，怕人家说自己不开明。这是万万要不得的！这是什么羽毛？这是什么形象？故作开明姿态嘛！
据说上述讲话内容只是一份习近平专讲“对敌斗争”内容的删节版，诸如“我们党，我们的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担当，一味的沉默回避，只能让人家感觉我们理亏”等内容均没有对下传达，所以北京政坛早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当时所谓不能“让人家感觉我们理亏”是意有所指，具体就是六四镇压。
笔者回顾过习近平下台之后曾在内部讲话中论及前苏联和苏共政权的解体原因，说是“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言下之意，中国党在危机关头没有令赵紫阳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就是因为有个“男儿”邓小平！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肯定还是要由王沪宁领军的“习近平思想创作小组”起草的中共政权第三号“历史问题决议”， 无疑会以十分肯定的笔调充分肯定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关头采取的果断措施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笔者引述过的纽约时报中文版邓聿文的长篇评论文章《假如习近平做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也还分析道：除八九外，如何评价邓的改革，他要不要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负责，也是历史决议的一个难点。改革的成就当然不容否认，但改革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愈到后来愈严重，包括作为改革方法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就是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习上台后，成立改革小组，强调“顶层设计”和“群众获得感”，不以GDP为考核标准，提出绿色、共享发展理念，以及打击腐败、精准扶贫等，说明他意识到了邓的“摸论”、“猫论”、“先富论”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而力图纠正。因此，逻辑上讲，既然邓被中共树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自然也要为此负责。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现在假设一下，如果几年内习近平一定要仿效邓小平做一个新时代的“历史决议”，会怎么处理？很可能，习会从“多谈成绩，少谈错误”的角度去总结党在过去40年的历史。在涉及对邓和八九关系的评价上，他会采取邓在评价毛时所说的“历史宜粗不宜细”原则，对八九笼统带过，模糊表述，但不会不提；而对改革开放，则会把功劳放在邓身上，但对其中的问题和后果，不会明确指出要邓负责。
而依笔者之见，既然是“历史宜粗不宜细”，未来的第三号历史问题决议，也就是“习氏历史问题决议”在论及改革开放时就不会纠缠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过程中有那些负面作用，更何况我们外界所认为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负面因素很可能也会在习近平那里成了“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邓聿文先生的上述文章刊出之后，已经有外界政评人士附和讨论，分析了习近平在这第三份历史问题决议中是否会插入重评文革的内容。笔者的看法是，既然邓小平所做的第二份历史问题决议是一份阶段性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即从时间角度只涵盖第一份历史决议产生之后----即所谓“建国以后”，所以未来的习近平也东施效颦，搞出一份“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可能性较大。如此一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所有内容，无论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还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都无需涉及。但即使这样，对党的两位“犯了错误”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评价内容绝对是不可能回避的。
当然，利令智昏的习近平直接搞出一份“关于建党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如果是这样，那么仅从重评文革的角度，习近平真是有可能把对文革的贬义评价“十年文革浩劫”改为中性的甚若是肯定性的评价，比如“十年艰辛探索”之类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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