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将满6年，中共仍在不遗余力清除“薄王遗毒”，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联系到中共曾称薄熙来为“野心家”，以及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厉行广受争议的“唱红打黑”并使用非法律手段打击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这使得“薄王遗毒”话题直至今日仍为中国社会格外关注。
北京时间2月1日至2日，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召开了超常规的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生活会第2天用了一整天时间“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
相比于晚近落马的孙政才的“恶劣影响”，官方用语加诸薄熙来身上的是程度更深的“思想遗毒”。但究竟何为“薄王思想遗毒”，从可见的官方以及媒体报道中尚难觅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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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王思想遗毒”并非“唱红打黑”
当然，仅仅巨额经济贪腐、薄妻谷开来杀人案以及重庆前副市长王立军出走成都美国领事馆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薄熙来就该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与惩罚。但薄熙来落马五六年来，从重庆到辽宁大连直至在中共中央层面掀起的“清除薄王思想遗毒”运动，既名“思想遗毒”，其意指就不大可能是上述单个孤立事件。
分析人士指，纵观薄熙来从政经历，由大连市委书记到辽宁省长，再到商务部部长，最后是重庆市委书记。其担任辽宁省长为短暂过度，商务部长期间上有中国国务院的直接领导，最有机会留下“思想遗毒”是以政治局委员之尊任职重庆主政一方之际。正是在重庆，喜欢标新立异的薄熙来开创了备受争议的“唱红打黑”为主体的“重庆模式”。
“唱红”是薄熙来推出的一系列宣扬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旨在重振“红色文化”，以提升公众士气。活动要求宣传传颂毛泽东语录、唱红色歌曲、播革命电视节目和歌剧，鼓励学生参照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农村工作。这一系列“唱红”动作，引发知识分子和中共党内改革派强烈反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好像让人觉得“被淹没在一片红海中”，痛苦的文革回忆再次涌上心头。批评者讥讽薄是“小毛泽东”。
“唱红”之外，薄熙来还在重庆开展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发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打黑”持久战。据统计，2009年至2011年间，大约有5,700人在清扫行动被诱捕，包括商人、警察、法官、政府官员和薄的政敌。行动由曾经在辽宁与薄共事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监督。但这一“打黑”行动，因为无视法律程序以及事实上广泛存在的严刑逼供，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从而被法律界讥为“黑打”，造成法制倒退。
但上述推论存在的问题是，在公开审判薄熙来的法庭上、其后的判决书中以及中共发起的历次“清除薄王思想遗毒”运动中，官方和法院对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的“唱红打黑”都未置一词。并且，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除了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其余8位政治局常委都曾到过重庆视察，而以共同富裕、“唱红打黑”等诸多元素为政治诉求的所谓“重庆模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蜚声海内外的。
所以很难说官方口中的“薄王思想遗毒”就是“唱红打黑”。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分析人士称，倒是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政文”微信公号2015年的一篇文章，透过对薄熙来王立军重庆“打黑”的批判，点出了薄王践踏民主法治大搞封建王朝“家天下”的实质，缺少法律法规有效制约的权力才是“薄王思想遗毒”的要害。
“在重庆，薄熙来、王立军发起‘打黑’行动，利用政法机关制造了一大批‘黑社会’案件。事后，经过严格审查，这些案件中很多都是冤案、错案。由此可见，薄、王二人所打的‘黑’，纯粹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王朝思想。如果没有政法机关的力量，很难想象薄、王二人有能力把重庆搞成‘家天下’”。
中国大陆法学家江平2013年年初接受陆媒《财经》杂志采访称，“重庆薄熙来事件说明，中国存在‘极左’的思潮。把‘唱红’当政治运动来搞，不惜代价，‘打黑’更是动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运用政治运动方式打击那么多的人，实际上已经是侵犯人权、入人以罪”，“可是有一批人赞赏这种做法……在一个神圣的目标下面可以采用一切非法的手段。历史上有沉痛教训啊”，“现在，薄熙来问题虽然政治上解决了，但是还没有真正清算这股社会思潮，尤其是需要从体制上去反思，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
“薄熙来”是如何诞生的
针对薄熙来的个人膨胀和折戟政坛这一现象，薄熙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时期的同学、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记者魏亚南在2017年年初公开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在魏看来，“没有人一出生就是英雄，也没有人一入世就是魔鬼”。
“不管现在他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那时的研究生同学薄熙来是质朴的，热心的，平易近人的。至今我清晰地记得，研究生期间的薄熙来，高高的个子，一身朴实无华的衣着，课堂内外刻苦致学，同堂认真听讲，成绩优异；每餐排队打饭，与同学吃在一起，聊在一桌，没有任何特别……总的印象，同学时的薄熙来不显山不露水。”
而1984年薄熙来去了辽宁大连，开始了仕途。1993年，新任大连市长薄熙来在香港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招商活动，在活动现场魏亚南和老同学不期而遇，这一次见面魏亚南看到的是一个“官气十足”的薄熙来。当时社会上流传中共元老和高官子女每家出一名从政培养对象的消息，魏亚南私下向薄熙来提出这一问题，薄熙来恼羞成怒不辞而别。其后登上招商会主席台的薄熙来被香港记者问到了是否“沾老子光”的同一问题，薄熙来不得不作答。
“我欣赏这位记者先生的直率，也许他提出的问题不止是他一个人想问的。我不否认‘沾老子光’，而且还乐意告诉诸位，我曾沾的光使我终身受益！当我还是个正在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中学生时，因为家庭牵连，我被关进了监狱。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经受了磨难，锻炼了意志，学会了思考，懂得了公正、民主、法制对一个社会是多么重要，温饱、自由、尊严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命运在这五年里给予我的馈赠，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倒过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这份礼物，这岂不是沾了大光？至于个人政绩，我不便评价，这是我的市民的事，但有个事实我想在这里提醒：我是由大连人民推举的代表选出的市长，而大连人民是不会视他们的权利为儿戏的！”
其后薄熙来升任大连市委书记。服装节、啤酒节、足球大连、女子骑警等薄熙来式的标新立异自不待言，同期大连星海广场上还竖起来华表，其规制超过了天安门广场。华表规制超标是否代表野心不论，但在魏亚南看来，薄熙来已经完成了权力诱导下的个人膨胀。
薄熙来读研时的导师、《人民日报》副总编保育钧，这一时期去过一次大连，回来见人就抱怨，“薄熙来当大官了，架子大得很，见他一面都不肯”。在魏亚南看来，“不论师生旧情，还是按官场级别，保育钧的官职（副部级）并不比薄熙来低，连个面都不给，实属不该”。
魏亚南总结说，“专制制度下，无法监督的权力，极易使人变成极权人物。推行权力意志，让治下的国民、居民都整天围着自己的想法转，唱红打黑说一不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睚眦必报，毫不含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意孤行；好大喜功，甚至觊觎最高权力，这些表现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观察人士指，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社会，权力极易放任。薄熙来仅仅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典型，目前中共总揽一方的地方大员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任性”问题。中共要彻底清除“薄王思想遗毒”，尤其需要实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发扬民主法治来监督权力规制权力。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消灭诞生孕育薄熙来式枭雄人物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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