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的特使曾于2017年11月低调访问了昆明，这是时隔十年后达赖喇嘛特使再次回到中国。联系到达赖喇嘛近年来多次表达希望“回到西藏”的心声，已经82岁高龄的他，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他能否在生前与北京和解，结束流亡化解危机，引人关注。有言论称，因达赖喇嘛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有过一段不解之缘，在这方面做文章有望使北京让步。这种想法无视历史现实和政治规律，太过一厢情愿。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在环境变幻的情况下，达赖喇嘛要梦圆回国，必须有所取舍。
时代已变 达赖喇嘛困境重重 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的境遇其实经历了一个起伏的过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他并未有后来那么大的影响力。比如，1991年之前，美国总统从未会见过他。直到“六四事件”和东欧剧变后，中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凸显，达赖喇嘛在西方的作用才有提升。特别是当中国崛起给西方带来无形压力，达赖喇嘛又是制衡中国的一张好牌，于是西方政要开始将他奉为座上宾。这个过程中，自美国老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以来的4任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小布什（George Bush）、奥巴马（Barack Obama），共接见他14次。
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反制能力越来越强，出于本国的现实利益考虑，西方国家接见达赖喇嘛的意愿日渐降低，达赖喇嘛的国际活动空间越来越小。自2012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会见达赖喇嘛后，欧洲大国领导人再未与达赖喇嘛会面。2014年为纪念25年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访问挪威，但挪威政府拒绝与达赖喇嘛接触。即便是美国也越来越顾及中国的感受，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至今未与达赖喇嘛见面。
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说出了国际现实的残酷，所以，达赖喇嘛在海外的境遇变化，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此外，达赖喇嘛在流亡藏人内部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下降，有人甚至称他为“叛徒”。在2016年进行的西藏流亡政府大选期间，达赖喇嘛坚持三十多年的“中间道路”被公开质疑，流亡藏人内部的一些激进派明确表示不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一位参与了初选的激进派候选人甚至表示，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达赖喇嘛“就是个叛徒”。这种前所未有的窘境表明，达赖的“神权”已经不能保证他在境外藏人中不受任何质疑和挑战。另外，西藏青年大会（简称藏青会）出身的流亡藏人司政洛桑森格与达赖喇嘛的关系早已不睦，对后者更多时候是表面上尊重，实际上却是利用和架空。
更让达赖喇嘛头疼的，或许还是流亡藏人民心的流失。据了解，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活面临困境，政治权利上不仅被印度人歧视，经济生活也贫穷不堪。不少人表示“无政府，无人管，达赖让我们很受伤”。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西藏发展十分迅速，人们生活得到很大改善。2016年西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5,000美元，这让很多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藏人有着强烈的回国愿望，甚至已经有流亡藏人开始返回西藏。2015年5月，曾任流亡政府高官的第三世安曲活佛获中国政府批准，返回四川阿坝定居。此消息在印度藏族小区引起轩然大波，越来越多的旅印藏人开始审视自己的处境和出路。面临着“人心涣散，土崩瓦解”的流亡藏区现实困境，加之国际空间越来越狭小，以及叶落归根的念想，达赖喇嘛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其中就包括再次派遣特使返回中国。
达赖喇嘛想回国 必须放弃藏独
结束流亡，回到中国自然是最好的选择。达赖喇嘛回国的大门其实一直敞开着，关键的前提是他必须放弃所谓的“中间道路”，真正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接受中国现有的行政区划，接受西藏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有人或许期待通过达赖喇嘛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私人关系，为达赖喇嘛争取与北京谈判的有利环境，甚至让北京作出让步。这种想法过于天真，完全与现实脱节，不懂中共的政治原则。1954年达赖喇嘛在北京学习时确与习仲勋有过友好接触，他还送给习仲勋一块手表作为礼物。习仲勋给达赖喇嘛留下很好的印象，后来达赖喇嘛说习仲勋“非常友好，思想相对来说也很自由，人很好。”达赖喇嘛还称，“习仲勋在去世前也表示过，希望见见达赖喇嘛。”
但时移世易，达赖喇嘛由1954年与习仲勋建立友好关系时的爱国者，变成后来的叛国者，情况已经完全不同。1950年代习仲勋与达赖喇嘛友好，是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前提下，以中央政府官员的身份和地方的宗教领袖友好；而1959年西藏叛乱后，叛逃的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之间已是敌我矛盾，他和习仲勋的关系已经完全断绝。北京不会向分裂国家的达赖喇嘛低头，更不会因私人情谊而背离国家利益的大原则，所以达赖喇嘛想打习仲勋牌绝无可能成功。
关键点还是要回到事关中国统一的“中间道路”。有人说达赖喇嘛坚持的“中间道路”，不追求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于中国，只是要求西藏“高度自治，藏人治藏”，这应是北京可以接受的条件。
其实不然，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主要有如下几点：一、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二、这一政治实体必须具有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地位，并由根据民主程序、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所主导；三、中国政府接受上述内容时，西藏将不寻求分离；四、在西藏未成为和平基地之前，为了防卫的需求，中国政府可以在西藏布署有限的军队；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政治外交与国防，而与西藏的宗教、文化、教育、经济、卫生、生态环境等有关的事务则完全由西藏人自己主导，并停止向西藏人口迁移。
这五点看似未公开说西藏独立，但三、四两点表明了达赖喇嘛并未放弃谋求西藏独立的意图，正如中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所说，“中间道路”的核心内容是“大藏区高度自治”，其实质就是“西藏独立”分两步走。按照达赖喇嘛的要求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五省的藏区合并成立大藏区，等于将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达赖喇嘛主导的藏人管理，完全否定了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统一，北京绝对不会接受。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习仲勋已明确向达赖喇嘛的代表指出：“把西藏搞成一个“国家”不成，搞成所谓“高度自治”也不成，要改变这个态度，不然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你们还提出要搞什么大藏族自治区，这个根本不现实，绝对不可能。”2015年习近平更明确否定了达赖喇嘛的念想，他说，对所谓“中间道路”这样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在涉及国家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始终是寸步不让的”。
西藏早已成为大一统中国的一部分，也需要现代化、需要发展经济、需要改善藏人生活水平，世人不能以过于简单唯美的想象去看待西藏的神秘，必须回到现实。达赖喇嘛也是一样，只有在面对现实的前提下认识今天的西藏，承认西藏的政治现实并与北京谈判，实现和解，他才能再次踏上西藏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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