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风险投资家，阿里股东“红杉资本”董事长迈克尔·莫里茨：
中国打车软件企业滴滴出行表示，外卖企业美团决定进军出行业务将不得不面对“世纪之战”。这使得中国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
战争的号角无疑将激励滴滴的员工们，尽管我们很难看到这些已经十分勤奋的员工们还会更加努力工作的提升空间。这场战争能够揭示出中国科技企业和西方科技企业之间工作方式的明显差别。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互联网博客上满是对社会不平等的抱怨。其中有些是真实的，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对于某些人来说，清算的日子早就到了。但是许多让人情绪低落的讨论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最近几个月里，出现了许多针对公司演讲嘉宾缺乏政治敏感性的抱怨，以及关于陪护假长度多久合适、工作与生活之间该如何平衡等话题的讨论，甚至还有关于公司里缺乏即兴音乐演奏会举办场地的抱怨。这些似乎都是一个社会正在变得日益精神错乱的症状。
这些话题绝不会出现在中国的科技企业里。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科技企业的工作节奏快得可怕。在中国，高层领导每天早上8点就会出现在办公室里开始工作，而且通常不到晚上10点不会下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每周工作6天，还有一些人甚至每周工作7天。工程师们的习惯则略有不同：他们通常每天上午10点出现在办公室，直到午夜才离开。除了每年春节和国庆节的七天长假，大多数人只能在少数几个假日忙里偷闲。一些科技企业也会给想要住在公司总部附近的雇员提供租房补贴。
在加利福尼亚，对于刚刚创立几年的公司而言，这样的节奏可能也算是十分正常的，但它们的工作节奏还是会逐渐慢下来。在中国则恰恰相反，那些走过10至15年的企业的管理层仍然经常会在一顿简单的工作晚餐后开接二连三的会议。如果中国公司布置了周末任务，没有人会抱怨错过棒球比赛，也不会有人埋怨不能和朋友出去打球。所以我们在中国公司经常看见很多员工下午把头枕在办公桌上小憩一会儿，这也不足为奇了。
尽管大男子主义在中国家庭中仍不罕见，但是女性在中国科技企业里更容易得到认可和尊重，虽然她们在高级岗位中的占比仍然很低。许多很有野心的人每天只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几分钟，她们通常会把孩子托付给父母或是保姆来照顾。甚至还有一些想要和自己的妻子共度时光的丈夫们选择和她们一起出差，以此作为增加夫妻接触的一种方式。
中国科技企业还有根深蒂固的节俭传统。在大多数领军科技企业里，你不会看见价值700美元的办公椅，也不会有超大的平板显示器。事实上，中国公司里的办公家具一般是非常简朴的，大家都会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工作。后勤主管们通常给每个员工安排80至100平方英尺（约合7.4至9.3平方米——观察者网注）的办公区域，而在加州通常有这个面积的2至3倍。
在耗时漫长的国际航班上，大多数中国雇员会搭乘经济舱，住宿时则会选择两人一间拼房节省开支。更让西方同行们震惊的应该是茶包重复泡的次数，以及冬天员工们穿着外套围着围巾在工位上工作的情景。
中国也有许多公司没有这样的习惯，主要是大型国企或国有控股企业。离开了北上广深，工作的节奏也会慢得多。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工作习惯的根源在于过去困顿的记忆，以及提高个人生活条件的渴望。这也能够部分地归因于在中国人们一般不太关注健身运动——在硅谷，这项运动每周会消耗一个员工8至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中国的工作方式似乎是不健康的，对西方人而言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且随着中国国内生产年总值的提高，人们想要进一步改善生活的欲望会逐渐变得不那么迫切——但是至少上面描述的状况现在仍然是现实。西方的投资者们可能会抱怨他们被一些企业拒之门外，但他们仍然有机会投资于大多数优秀的企业。而且从很多层面来说，在中国做生意比在加州做生意难度小得多。
随着中国科技企业走出中国的步子越来越大，西方科技公司的习惯将会开始显得过时。（青年观察者张成译自2017年12月28日《南华早报》，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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