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禁书”之死

　　林荣基知道自己有麻烦了。作为香港铜锣湾书店店主兼经理这二十年，每当偷带图书进中国大陆被发现时，林荣基已经学会用一系列从容不迫的动作混过去：他道歉，表示不知情，向官员递烟，开个玩笑。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这套动作绝对管用。

　　林荣基身材清瘦结实，一头不太服帖的蓬松灰发被梳向一侧，留着一缕小胡子。那天他带着各种各样的书：令人目瞪口呆的政治惊险故事、色情暴力小说，还有几本严肃的大部头历史书。这些书只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读者渴望得到它们，二是每本都被中共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定为禁书。几十年来，林荣基的书店一直生意兴隆，虽然店里经营的多是禁书，或许正是因为如此。铜锣湾书店离大陆城市深圳只有30多公里，书店夹在一家药店和一家高档内衣店之间，虽然门面不大，但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来，其中有中国游客、本地资深政客，甚至还有秘密前来的中共党员，换句话说，任何想窥视被官方党史删除的清洗、党内斗争和无声政变内幕的人，都是书店的客人。林荣基的专长是能区别禁书的好坏，把单纯的丑闻揭发和绝对的耸人听闻区分开来。他要的是能分清谣传与现实的书。

　　其他的书商会避开大陆市场，但林荣基经过多年的试错，完善了一套让他的书可以躲过检查的技巧。他只向繁忙的港口发货，包裹在那里不大可能被检查。他给书套上伪装护封。林荣基只有一次遇阻的经历，那是在2012年。待到六个小时的审讯结束时，他和官员们已经在像老朋友一样聊天，他们警告了他一番，而后就放他回家了。

　　2015年10月24日，他的惯常做法不管用了。刚进入香港与大陆之间的海关检查区，他就被带到边境检查站的一个角落。他面前的门打开，一大群警官冲了进来，有30名左右，把他团团围住，拒绝回答他在惊慌之中提出的问题。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他们把他推了进去。林荣基很快发现自己到了警察局，面前是一名警官。“林老板，”警官对着他咧嘴一笑。林荣基问出了什么事。“别担心，”林荣基回忆警官这样说。“如果案子很严重的话，我们早就在来这里的路上打你一顿了。”

　　在桌子的另一边，林荣基认出了一名警官，三年前他在同一个口岸入境出问题时与之打过交道。这名警官姓李。李警官旁边坐着一位年龄更大的男子，自称是国安，负责审讯。你为什么带书过境？他问道。“我是书商，”林荣基答道。“带书过境不是叛国。”李警官回以冷眼。

　　问讯进行了一段时间后，那位年长的警官起身出去了，只剩下林荣基和李警官。两人尴尬地坐在房间里一言不发，直到林荣基想找回他们上次见面时的欢快气氛，开口讲了一个笑话。李大怒。他说，林荣基试图推翻中国的制度，他作为一个专案组成员，就是要彻底摧毁香港的非法出版界。林荣基大吃一惊，不敢再说什么。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林荣基会发现自己糊里糊涂地成了一部传奇小说的主角，这小说与他销售的书没什么两样。他所受的煎熬，标志着中国开始在大陆以外的地方压制批评人士及其支持者，不管这些人在哪里，不管批评的方式是什么。林荣基被抓后，中国从香港的四季酒店抓走了一名香港亿万富翁，他头上蒙着毯子、坐在轮椅上，被人悄悄推出了酒店。他们还阻止一位当地民主活动人士进入泰国参加会议；将在埃及的中国籍穆斯林留学生遣送回国并关押。

　　这些做法标志着中国实力新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习近平明确表示了扩大党的控制范围的愿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他对与会代表说，党的领导触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就连书——用习近平的话说是“社会主义文艺”——也必须“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几个月后，中国政府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为习近平的无限期统治铺平了道路，并把对所有印刷媒体（包括书）的控制交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影响和控制信息，但其最近的努力范围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趋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一位61岁的书商和几堆禁书上。“我从未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穷人从来没有一夜暴富的梦想一样，”林荣基说。在他遭受磨难期间，他不得不提醒自己，在中国，奇异与平凡往往是一线之隔，以至于注意不到区别，就像他经手的书中那样。他说，“当代中国是一个荒谬的国家。”

　　问问香港的出版商，他们会告诉你，“禁书”一词不够恰当。在香港这片半自治的中国领土以内，没人会去压制出版行业。禁令来自北京，在香港只有有限的法律效力。香港不受直接干预已有60年了，先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然后自1997年以来，又有与北京达成的被称为“一国两制”的协议。

　　第一本重要的禁书是张国焘写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红军将领，是毛泽东的同事和对手。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的权力斗争中把张国焘清除了，后来，张国焘在边境另一边的香港定居。经过多年贫穷而不为人知的流亡生活后，他被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他的脸依然像年轻时那样俊朗、方正——他们给了他一笔生活津贴，用于翻译和出版他的回忆录。

　　张国焘自传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香港发行，那时大陆几乎完全不对外开放，人们通过他的书得以窥视毛泽东的观念、动机和嗜好。张国焘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残酷无情的领导者，多疑，惯于使用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大陆的审查机构几乎马上就谴责了这本书，但它在香港销量极佳。被禁之物的诱惑，加上从中可以看到存在一个尚待开发的巨大市场，出版类似图书的产业开始形成。

　　新世纪出版社的创始人和出版人鲍朴是香港最受尊敬的独立出版商之一。去年11月去拜访他时，他在摆满了个人藏书的书架上，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自己的那本《我的回忆》。“就是这本，”他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翻着发黄的书页。“这是第一本禁书。”

　　从张国焘的回忆录衍生出了整整一个围绕毛泽东生平的图书门类，曾经知道点内幕的人，纷纷事无巨细地分享他们与这位备受尊崇的共产主义中国创始人的往来经历。鲍朴拿起一本毛泽东的长期私人医生写的书。“这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大禁书，”他边说边把一本红黑两色封面的精装书递给我，书名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于1994年。这本书里有内部人士对党派政治和高层阴谋的描述，但最吸引读者的却是描写毛泽东性喜好的部分。“那是第一次大陆持有的书店拒绝上架一本书，让独立书店大赚了一笔，”鲍朴说。我翻看了几页：

　　六十七岁时，毛已经过了他原本预计会丧失性功能的年龄，奇怪的是，他的阳萎问题那时也完全消失了。毛在那时变成了道家的实践者，性的功能是为了延年益寿，而不单是享受。令他最开心、最满意的是几个年轻女人一起和他同床。毛鼓励他的性伙伴给他介绍别的女人，以便他淫乐聚会，他觉得这能增加他的寿命和体力。

　　在鲍朴的书房，你可以读到一部另类中国历史，这些历史书籍按照中国现代政治的转折点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中国精英“不能通过官方渠道泄露信息，”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Bruce Lui)说。“所以他们能做的是把香港当作一个平台”来匿名传播流言，为自己的阵营说好话，同时贬低对手。香港的出版商们成了北京政治战场的延伸。

　　1966年，在那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和大规模清洗运动开始之际，大学被关闭，数百万所谓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异见人士和叛逃者把小册子、亲述资料和其他违禁材料偷带出来，让它们得以在香港和以外的地方流传。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后的镇压中，香港的杂志、报纸和书店再次成为传播“非官方”信息的安全场所。鲍朴的藏书中有一整个书架留给了“六四”，指的是中共开始镇压的那一天。在鲍朴眼里，这个书架本身就是禁书行业价值的证明。1989年时，他是北京的一名大学生，目睹了天安门抗议活动之后粉饰历史的过程。“我最恨历史被遗忘或被篡改，”他对我说。“把天安门发生了什么抹销掉是我不能允许发生的事情。我要誓死捍卫这段历史。”

　　一名因支持示威学生的诉求而被免职并软禁的共产党高官写下了一本回忆录，面对范围逐渐扩大、支持者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本书从亲历者的角度揭示领导层当时在如何应对上出现的争执：

　　最后邓拍板说：“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鲍朴的书架上除了学术著作和回忆录外，还有一些粗俗的书籍，其中很多不过是网上八卦的汇编。在一些香港文化人眼里，这些书玷污了香港的声誉。鲍朴对出版有关性丑闻和腐败的虚构故事没有兴趣，但他在这些故事的情节中看到了更大的意义。“它们针对的是不同的读者群，人们在这些编造的谎言中看到了一点真相，”他说，他的手指从一本书的书脊上滑过，那是一本匿名发表的、充斥色情内容的书。“这些书告诉中国人民，他们的领导人不是圣人，”他说。“他们和你我一样——他们狭隘，他们犯错误，他们的行为不道德。”习近平本人是这类图书喜欢描写的对象，比如《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该书宣称揭示了这位国家主席最私密的时刻：

　　“门外玲玲在喊‘习大哥快来帮我一下，我在厨房煮饺子。’习近平忙着跑出去，进了厨房就抱住柯玲玲就说‘我爸快回来了，我爸要平反了。’

　　玲玲赶紧推开他说，‘哎呀，你这样抱着我，别人会笑话的。’”

　　看着自己的收藏，鲍朴的神情严峻起来。他说，在林荣基失踪之后，大陆动用了全部力量打击禁书。他从自己在天安门事件中的经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无法抵抗，”他说。“除非去死。”

　　受审后第二天早上，林荣基被人蒙上眼睛，戴着手铐押上了一趟不知开往何处的列车。押送他的人一句话也不说。13个小时后，列车停了下来，押送的人把他推进一辆汽车，送到附近的一座建筑里，他们在那里摘掉了他的帽子、眼罩和眼镜。他思考着自己的处境：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什么城市的什么地方，无从确知关押他的人的身份和所属部门。他还没有受到任何刑事指控。来了一名医生，给他匆匆地做了体检。林荣基被带进一间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牢房，狱卒给了他一套换洗衣服，让他去睡觉。

　　他躺在床上不能入睡，不知道香港是否有人意识到他失踪了。他的家人会怎么想？会有人告诉他的前妻或他在深圳的女友吗？林荣基多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独立所有人和经营者，但最近把店卖给了一家出版社——也许他的处境与他们出版的图书有关？这家名为巨流传媒的出版社是在2012年进入禁书市场的，时机相当不错。有个名叫薄熙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事了，一些中国观察人士曾认为这个雄心勃勃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挤掉正在崛起的习近平，但薄熙来和妻子一起卷入了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aywood)在重庆一家酒店客房被谋杀的案子。不到两年后，薄熙来受到公开斥责，被开除公职和党籍。他的妻子被判犯有谋杀罪，他本人被判腐败罪。一个有望当上国家主席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废黜。

　　薄熙来的倒台对香港的出版商来说是梦想成真：这是一部在中国权力顶层上演的现实版肥皂剧。随着市场上对有关薄熙来的信息需求达到了疯狂的顶峰，巨流传媒出版了一大批有关书籍，详细记录了丑闻的每个进展。在短短一年时间里，香港出版了100多本有关薄熙来的书，其中一半来自巨流传媒。书店报称每天销售量为300本。据说，巨流传媒的所有人之一桂民海仅2013年一年就赚了100多万美元。他买了房子和汽车，还在泰国一个度假小镇买了别墅。林荣基的书店里挤满了热切的新顾客。2014年，巨流传媒的几个人前来洽谈收购书店事宜，意在把巨流传媒丰富的出版物与书店的声誉和庞大的客户群结合起来。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林荣基同意继续担任书店经理，直到他退休。

　　日出时分，一个姓史的高个子男子对林荣基进行了盘问。林荣基的客户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买了什么书？他们多久来一次？那天晚些时候，关押他的人拿给林荣基几张表格，要他声明放弃找律师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权利。林荣基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这些表格上签了字，以为与他们配合可以缩短他被关押的时间。史警官和另一名警官继续对他进行审讯。随着被拘押的时间从几天变为几周，林荣基开始偷偷用自己橙色外衣上拆下来一条线来计时，每天在线上打一个结。他假装在自己的牢房里上厕所，踩到马桶上往窗外看，远处有几座小山，近处有些建筑，但没有什么东西能告诉他自己被扣押在什么地方。2016年1月，也就是他开始计算扣押时间的两个多月后，他得知了自己被控的罪名：“违法经营”。

　　最终，审讯的问题转到巨流传媒的匿名作者上。坐在林荣基对面的审讯人员拿出了一堆禁书，都是由巨流传媒出版、再由林荣基销往大陆的。其中一本是艳俗的《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另一本2013年出版的书概述了中共提出的所谓“七不讲”，这个清单开列了禁止讨论的话题和思想，包括“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第三本书竟然预言了一度有权有势的将军徐才厚的倒台。

　　这些书是谁写的？史姓警官问道。林荣基回答说，他只是一个书商，从未与任何作者接触过。这是实话——大多数作者要求出版商让他们匿名，而出版商为了保护了解内幕的线人，通常都会答应他们的要求。林荣基真不知道作者的姓名。

　　对林荣基的审讯开始得很突然，结束得也很突然，他有很长时间一个人待在同一间单独囚禁室里。“从白天到晚上，没人和我说话，”他说。“你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们能把你怎样就把你怎样，”他变得越来越绝望。“等待的时间会毁了你。”

　　林荣基不知道的是，他失踪的消息在2016年1月传了出来。巨流传媒的其他员工及其所有人也神秘地失踪了。但是，囚禁中的林荣基以为只有他一个。只是在几周的孤独之后，他才获许用书来打发时间：他们给了他一部18世纪经典小说《红楼梦》。囚禁林荣基的人想让他读点有益的东西。

　　那年3月，在被关押了四个多月后，林荣基与他的审讯者见了面，签了一份认罪书，那是可能获得保释的先决条件。让他吃惊的是，几小时后，他被送上一列去深圳的火车，深圳就在香港的北边，他被送到那里的麒麟山庄，那是外国政要和北京来的高级官员们通常下榻的一座庞大的豪华酒店建筑群。次日晚，当林荣基走进一间雅致的餐厅时，他在圆餐桌边见到三张熟悉的面孔——他们是巨流传媒的同事。摆上餐具之后，服务员为他们端上了晚餐。

　　进餐的人小心谨慎地谈了起来。他们身边有一名警卫，还有三个监控摄像头在监听着即使是小声的谈话，所以他们默契地不提一些话题，比如不在餐桌上的那个人的命运，也就是巨流传媒所有人之一桂民海。他们边吃边谈，发现他们都曾被关押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宁波；包括林荣基在内的三个人曾被关在同一栋楼的不同楼层，另一个人，既巨流传媒的另一位合伙人李波，则被关在城外一座僻静的别墅里。林荣基回忆李波对在座的人说，“如果配合的话，我们很快就会获释。”

　　李波给了每位同事10万元，约合15300美元——这是解散巨流传媒的“退出费”。吃完饭离开时，他们没有拥抱或握手。“没必要拥抱，”林荣基告诉我。“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能在一起吃饭是多么幸运。”

　　在下一个被扣押的阶段，林荣基被送到了一个新城市。在那里，他被告知他将获许返回香港，但前提条件是，抵达香港后，他需要马上去警察局，告诉他们，他的失踪完全是个误会。然后，他需要去李波家取一台电脑，里面有出版商的客户和作者的信息，他需要把这些信息交给中国。只有在那之后，林荣基才会获许回他的书店工作——但只能作为一名间谍，为调查工作充当“耳目”。他需要报告什么人买了哪些书，用文字和照片记录每个客户和每笔销售。林荣基马上同意了这些建议。他说，“关了那么久，我习惯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那年6月的一个早上，林荣基回到了香港，并按照要求去了附近一家警署报到。当地的警官已经知道他要来。他办理了销案——告诉警官他从来没有人身安全的问题——然后，他去李波家取电脑。在那里终于没有了旁人在身边，他们自由地讲述了自己的处境。林荣基这才知道，他的书店已被一个姓陈的人买走，那个人很快就关闭了书店。据林荣基的说法，李波也描述了他被抓的过程，他是在巨流传媒仓库大楼的停车场被抓走的。他劝林荣基按照调查人员的要求去做。

　　那天晚上一个人待在酒店房间里时，林荣基用手机上网搜索了关于自己案子的新闻，这是违反他的获释条件的。他浏览着上百条新闻报道——英文的、粤语的、普通话的、法文的，还有西班牙文的，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他一次又一次地读到自己和巨流传媒同事们的名字。当香港人得知他被绑架时，消息在当地引发了恐惧和愤怒。报道的标题谴责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抓捕、以及香港正在“消失的自由”。林荣基看到数千名抗议者上街游行的图片，抗议者举着印有失踪书商头像的标语，要求释放他们；林荣基那间已经关门的书店成为一个人们瞻仰的地方。他并没有被遗忘，反而成为了一场运动的中心。林荣基一夜没睡，手机屏幕发出的光照亮了案件的每一个转折，他虽亲身经历，却直到现在才明白。

　　被要求返回大陆的那个早晨，他背着装有公司电脑的背包来到了火车站。他停下来抽了一支烟，然后又抽了一支。巨流传媒的其他员工在大陆有朋友、家人或妻子。“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我的负担最小，”林荣基对我说。他想起了他年轻时读过的一首舒巷城的短诗：“我没见过/屈膝的书枱/虽然我见过/屈膝的读书人。”

　　抽完第三支烟后，他找到了一个公共电话亭，拨通当地一位名叫何俊仁(Albert Ho)的政界人士的电话，何俊仁曾是林荣基书店的常客。几小时后，林荣基站在香港立法会大厦前的一个讲台后面，面对着数百名记者、摄影师和新闻媒体的摄像机，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描述了自己被抓捕和拘禁的情况。他的突然公开露面吸引了香港人。其他失踪的巨流传媒员工也曾现身香港，但他们都不谈自己的经历，即使谈这个话题，也只是依照别人教给他们的说法：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停留是自愿的，他们正在就一个重要案件配合当局。是林荣基把这座城市一直担心和怀疑的东西说了出来。

　　“这也可能发生在你们身上，”林荣基说。

　　在林荣基被绑架时，香港到处都能看到禁书，这些书在大型零售店、专门的咖啡馆和街角的便利店都有销售。他失踪后不到几天，禁书开始消失，大陆拥有的商店和受了惊吓的独立书商们纷纷将禁书下架。书的作者们也被吓得不敢出声；印刷厂拒绝印刷敏感材料。最近的一桩恐吓事件发生在今年1月，曾在中国境内获得有条件释放的巨流传媒前老板桂民海再次被绑架，这次是在瑞典外交官陪同他前往北京的火车上（他持有瑞典国籍）。当瑞典政府要求中国提供桂民海下落的详细情况时，中国当局拒绝承认他已被带走。不久之后，桂民海出现在一段录像中，为自己的罪行道歉，还说他是被瑞典外交官骗上火车的。

　　大陆的强势继续让香港感到不安。“过去，他们至少试着遵守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立法会议员涂谨申(James To)说。“这次他们毫无忌惮。”对许多当地居民来说，这次的教训显而易见。“有朝一日他们会过来抓你，”涂谨申说。“根本没有保护可言。”

　　一个和暖的夜晚，当我在香港街头见到林荣基时，他散发着一股神经质的能量，眼睛不停地东张西望，嘴上不停地吸着烟。他曾考虑过离开香港，去台湾或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但他不想抛弃他出生的城市。尽管如此，他知道香港保持自治的可能性很小。“我觉得香港将回到大陆的管辖之下，”他对我说。“他们有枪，有监狱。我们在香港什么都没有。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和平抗议，力求让世界关注我们。”

　　当时，警方在他回到香港后为他提供的保护已经过期，他对自己的行踪和外表保持着一种刻意的多疑。“我仍不得不使用不同的路线，对我周围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小心翼翼，”他用密谋般的耳语对我说。他以前的书店就在几个街区之外。他戴上雾霾口罩和帽子，把脸遮起来，我们在人群中穿行着。坐地铁时，他一直等到车门关闭前的最后一刻才跳下车，他从来不用自动扶梯。“我用直升电梯，”他说。“如果有人跟踪我的话，他们就不得不跟我一起上电梯。”

　　我们很快就到了一个狭窄的门口，里面有一段脏兮兮的楼梯。铜锣湾书店在二楼，书店的木门前有金属护栏。一个大大的黄色标牌上写满了祝福者的留言。“为自由而战，”一条留言写道。“请平安回来，林先生，”另一条说。在林荣基失踪案的核心仍有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在香港众多的不听话的出版商中，为什么巨流传媒成了打击的目标？因为对习近平进行了人身攻击吗？这么说也许不算离谱，因为其中没有多少事实，只有无边无际的猜测。“像我们这样受欢迎是不能接受的，”林荣基对我说。“我们就是被盯上了。”

　　林荣基探身从书店的窗户往里看。里面还有书，散落在布满灰尘的书架和木桌上。“在我被抓之前的两年里，我卖的禁书有4000多种，”他说。“这家书店一直在把握着香港的脉搏，香港还没有停止呼吸。”他企盼书店的复活，但希望不大。

　　“你正在写的是写一篇讣告，”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去年11月对我这样说。“是这些书被焚之后的讣告。”他似乎对这个行业衰落的速度之快感到震惊。“我没有意识到会这么快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