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幕后极力劝说川普遣返郭文贵？

　　郭文贵应对美国内外压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社交平台或西方媒体“放料”（图源：AFP）

　　根据《纽约时报》4月19日报道，美国共和党金主、前共和党“党委”财务副主席布洛迪曾在幕后推动特朗普政府遣返中国商人郭文贵，方式主要是通过阿联酋这一第三方国家，间接将郭文贵引渡至中国。这一爆料背后反映出共和党政治捐客和中国的商业联系。

　　布洛迪（Elliott Broidy）：共和党“党委”钱袋子、特朗普幕僚

　　布洛迪是特朗普2016年大选期间的金主，也是特朗普团队与共和党组建的联合基金的副主席。凭他个人的助力，该基金会曾筹得1亿多美元。之后布洛迪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捐赠16万美元后，担任了该委员会的财务副主席。不过，上周他承认曾和特朗普私人律师科恩（Michael D. Cohen）存在联系而宣布辞职。之前，科恩因涉嫌银行欺诈、电汇欺诈和违反竞选财务法规而受到联邦调查。

　　布洛迪想促成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2017年6月访美期间能和特朗普打高尔夫球的机会，当时的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之前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和布洛迪关系不错，所以早已确定了特朗普和纳吉布打高尔夫球的日程安排。但是，普利巴斯辞职后，这一安排发生了变化。

　　2017年8月31日，新任白宫幕僚长凯利（John Kelly）履职不久，布洛迪就在发给凯利的一份电邮中表示，自己熟悉马来西亚业务多年，也非常了解纳吉布总理。在邮件中，布洛迪还说：“特朗普总统告诉我，他愿意和纳吉布总理打高尔夫球”。布洛迪希望自己能和凯利就此进行讨论，并感谢凯利的帮助。但凯利最终并没有给予答复。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特朗普之所以没有和纳吉布打高尔夫球，主要是顾忌美国司法部对纳吉布的腐败调查。美国司法部在2016年提起的诉讼中指控纳吉布从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基金1Malaysia Development Bhd（简称1MDB）挪用6.81亿美元。美国司法部诉讼寻求没收利用该基金非法购得的5.4亿美元资产。

　　最终特朗普和纳吉布打高尔夫计划泡汤，布洛迪在马来西亚的合作项目也没有通过初审。

　　从布洛迪通过“特朗普的高尔夫待遇”尝试讨好马来西亚当局的做法可以看出，他和白宫存在更加直接和持续的沟通，凸显出他自己希望利用自己在白宫的人脉和影响力，为马来西亚和中国政府做点什么，并从中获取商业利益。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布洛迪为了讨好其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合作伙伴，还在幕后推动美国政府遣返郭文贵。这就需要其他政治捐客的影响。

　　韦恩（Steve Wynn）: 共和党“党委”钱袋子、特朗普朋友

　　一位布洛迪身边的人透露，布洛迪对郭文贵案感兴趣，这主要归因于另一位共和党筹款人韦恩（Steve Wynn）。

　　76岁的韦恩是拉斯维加斯永利度假村（Wynn Resorts）的创办人、主席兼首席执行长。在度假及赌场事业上，他曾是特朗普的商业竞争对手。不过，特朗普宣布参选后，韦恩转而支持特朗普，并给多个共和党机构捐钱。特朗普曾称韦恩是“很棒的朋友”，当选后还钦点韦恩出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财务主席。

　　鉴于自己在中国的巨大商业利益，当时身为共和党财务主席韦恩一直努力游说特朗普遣返郭文贵。不过，韦恩后来因被指控性骚扰(专题)辞职下台。

　　纳达尔（George Nader） ：特朗普商界亲信、华府圈内的中东政治捐客

　　纳达尔曾是《中东观察》（Middle East Insight）杂志的出版人，并凭借这一身份进入克林顿政府，参与同叙利亚(专题)的谈判。他还一度受雇于美国黑水公司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帮助其拓展在伊拉克的安保业务。

　　纳达尔之后担任了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的政治顾问。特朗普就职之际，布洛迪和纳达尔会面，讨论如何代表阿联酋和沙特“影响”特朗普政府。当时，布洛迪正在和沙特及阿联酋商谈数亿美元的合同项目。 特朗普上台后，纳达尔成为白宫常客，与当时的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Steve Bannon）以及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Jared Kushner）多次举行会面。其中商谈议题就包括美国中东政策。

　　此外，布洛迪还曾向纳达尔私下提供了一份总统办公室会议的报告。据称，布洛迪拥有一家私人安保公司，为阿联酋提供较大金额的准军事装备。

　　不过，身为黎巴嫩裔美国人的纳达尔因为其“阿联酋联系”也是“通俄门”调查特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S. Mueller III）调查的对象。穆勒团队想确认阿联酋是否通过政治献金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并影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据了解，纳达尔曾参加两场特朗普同外国官员的秘密会晤，包括2016年12月同阿联酋官员的会面以及2017年1月第二次与阿联酋官员及俄罗斯银行业者的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