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说起，今年是陈子展先生120周年诞辰。我一下子想起了老人家那亲切、风趣的面容和声音，如在眼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子展老先生。最早看到他，肯定是中文系研究生开学时，老教授们与我们会见的那次。那是我们那届研究生唯一的一次集体与老先生见面，一下子见到了那么多声名显赫的老学者，我们都很激动。不过，在那个会上子展先生说了点什么，或者什么也没说，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连我后来怎么去访问老先生的，具体情节现在也已忘了。但我想，一定是我去向他请教有关鲁迅或郑振铎的事吧。只记得，一开始我很拘谨，而且他的浓重的湖南话也听不大懂，但很快地他就慈眉笑目地喜欢上我了。我现在可以不谦虚地说，那是因为老人发现我对鲁迅、郑振铎，对当时的文坛掌故都有所了解，觉得可以与我聊聊的缘故。而我则发现老人原来非常喜欢聊这样的话题。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于是我后来就经常去他家。
老人是非常风趣、平易近人的。第一次去他家后没几天，就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信中竟说：“你姓陈，我老头也姓陈，咱俩连宗了吧！”我知道这是有“典故”的。据说张献忠看见一座张飞庙，就下令手下文人写文章用于祭庙，可是那些文人写了好几篇他都不满意，最后竟自己动手写道：“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俩连宗了吧！”这是鲁迅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的，所以我知道。还有一次，老人写信告诉我，当年他与郑振铎、周予同、周谷城几位教授不时聚会，喝喝老酒聊聊天，一天在郑先生家里吃饭，郑突然说：“我们都属狗啊，我们就成立一个‘狗会’吧！”这个“狗会会长”当然非郑先生莫属了。这件有趣的逸事我后来写过文章，记得题目就叫“狗会会长和杠协主席”。因为后来季羡林先生也对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建国初他与郑振铎一起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一路上郑先生老爱与冯友兰等先生开玩笑，争论，抬杠，甚至一本正经大讲其歪理。季先生认为就抬杠而言郑先生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境界，因此便封郑先生为“抬杠协会主席”，简称“杠协主席”。
子展老人不仅学问好，而且出道早。他跟我讲，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在长沙认识了主办“自修大学”的毛泽东，并与谢觉哉、李维汉等人交往，还进入谢觉哉为社长、李达为主笔的长沙《民国日报》当记者。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遭到当局的通缉，老人笑呵呵地说：“我当时被悬赏三千元呢！”而我通过读书早已知道，三十年代他就追随鲁迅、田汉等人参加过进步文化活动，写过很多嬉笑怒骂的杂文。与他一谈起鲁迅，老人就非常得意地说：“鲁迅先生骂过很多人，说过很多人的坏话，但就是从来没有骂过我，相反，还说我好话，表扬过我呢！”我说：“我知道的，鲁迅说你的《正面文章反看法》写得好。”老人一听，“你居然也知道”，就更加得意了。鲁迅当时在《推背图》一文中说：“《正面文章反看法》，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老人认为鲁迅是他文章的最大知己。鲁迅正面谈到陈子展的文章，还有《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吃教》《伪自由书·后记》等。老人还告诉我，《鲁迅全集》里甚至还收了他的一篇文章呢。这怎么回事？我回去后就查，原来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收入了“戚施”的《钱基博之鲁迅论》，我并查实了戚施确实是老人的笔名，语出《诗经》，是驼背的意思。戚施是谁，连鲁迅当年都不知道，现在的读者当然更不知道。十多年前，我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修订编辑工作，正好负责《准风月谈》注释的修订，就补充了一条注释：“戚施，即陈子展。”不料后来却不知被哪个编辑删去了。
老人的风趣和嬉笑怒骂，至少在鲁迅的年代就已如此。他当时只有三十来岁，就以驼背老人自喻，并且还取了一个笔名叫“楚狂老人”。老人是长沙人，长沙乃古楚之地，“楚狂”则出于《论语》，是一个敢于藐视“圣人”的奇人。李白名句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老人取这样一个笔名，反映了他放达不羁和反抗、抨击旧社会的精神风貌。
我从复旦毕业后，有一次去老人家，老人正在医院疗养，他儿子志申先生接待我。偶然间，我在书架上看到一份纸色发黄的三十年代的剪报，是老人的一篇《齐木匠的诗》，写的是齐白石大师。齐大师也是湖南人，而且确实是木匠出身，但一个未识面的青年（须知，白石大师比陈子展要年长三十五岁呢！）这样径称大师为“齐木匠”，是不是太唐突了呢？而且文章辛辣地批评了齐白石请“封建遗老”樊樊山选定其诗集，认为“不能不说是他的诗画也蒙上了一点自命大夫君子的俗恶，好像蝇粪玷了白玉一般”。我不知道大师读了有没有生气，尤其是其中“蝇粪玷了白玉”还使我联想到大师的名号“白石”。但志申先生告诉我，大师非但没有生气，还对这位乡梓后生的直言谠论十分赞赏，后来还特意刻了印章送给他呢。志申先生还找出了这方极其珍贵的印章，我当时打印了好几份，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更可惜的，是我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时，没有选入这么一篇深刻、风趣的文章。
我复旦毕业后去出版社工作，曾经编选过两部书，与子展老人有关。一部是当时刚成立的上海社科院出版社请我编的《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我知道老人也写过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的小说，但一般读者都不知道，就去问他，他就提供了原件。另一部，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我当时工作单位）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我当时整天泡在旧报刊中，由于知道老人的很多笔名，所以看到了很多老人的杂文。我把其中精彩的文章给与我一起编选的郝铭鉴兄看，他也拍手喝彩，于是我们就把子展老人定位于鲁迅之下最优秀的杂文大家之列。据我所知，在我们这部书之前极少有这样定位的。当时我还多次去老人家，老人提供了很多他保存的剪报，可惜那篇《齐木匠的诗》当时他没有找出来。
老人后来经常住院。一次，我去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看他，他见到我很是高兴和亲热，大声说：“福康，你是最了解我的革命经历和写作经历的啊！”我略有点意外，他此前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啊。我是通过看书和与老人的交流，了解了一点他的经历，但决谈不上“最了解”。这是不是老人向我委婉地表达，希望我为他写点什么研究文章啊？我曾经写过几篇小文章谈到老人，正经的论文还确实没有写过。于是后来我就很认真地写了一篇论文《楚狂老人的凤歌——论陈子展的杂文创作》，投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遗憾的是等到1990年该刊发表时，这位楚狂老人几个月前刚刚去世，我没法送给他看了。作者：陈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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