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整顿金融秩序和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在任和卸任领导集体前往北戴河避暑前，舆论中突然出现一股关于“个人崇拜”的风潮。
整体看来，似乎是中国官场出现越来越高涨的“个人崇拜”现象，如习近平(专题)作为知青下放的梁家河村被推究炒作成政治热土，引起民间和外界反弹，如上海女子董瑶琼向习近平画像泼墨引起关注和效仿，而官方悄然降低对习近平的宣传频率，如《人民日报》7月9日的头版没有连载有关习近平的内容。
中国官场的个人崇拜的热风有所降温，但外界兴起的反对个人崇拜的风潮没有随之平息，反而继续升温，甚至出现了所谓“政变”的传闻。
一位熟悉中国政情的人士表示，“政变”根本没有可能，肯定都是一些没有根据的胡乱猜测，一些在西方的人就是喜欢搞这种东西。
中国官民对毛泽东成就的过度宣传、信仰，导致出现“个人崇拜”现象（图源：VCG）
分析人士对此表示认同称，这一点其实比较容易判断。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产生这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以及如何客观准确地去理解这一现象，而不至于产生误解和偏见。
“个人崇拜”在中国有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渊源，在毛泽东时代被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改革开放之初，中共吸取教训，把“反对个人崇拜”写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高层政治逐渐向集体领导过渡。
不过在进入胡锦涛任期，又出现了“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为此，中共在十八大前后再次作出调整，加强高层的集中统一领导，弱化地方，以克服内政外交方面出现的危机和隐患。实践层面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实现了政坛高层的高效和稳定，并凝聚起解决新病旧疴的强大力量。
然而这次调整也产生了负作用，比如抑制了执政团体的活力，导致个人崇拜的再现。因此，这一现象可视为中国政治周期性调整的一次外溢表现。当整个中国官场都在强调“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形成自上而下的严厉管控的背景下，本来一件非常细微的不同的政治声音或行为，都很容易被放大，并招来强硬的惩罚，而自下而上的奉迎吹捧，则成为不约而同的集体表现。
进一步的分析认为，中国政治的这些有关个人崇拜的现象，以及后续的政治变动，在西方几乎不会再现。这体现了中国政治的鲜明特点。由此，也能对出中国集权型政治制度与西方分权式政治制度的差别有所了解。短期来看，西方政治有助于激发群体成员的个体活力，但集体合作的效率较低，中国政治恰恰相反。长期而言，西方政治体制相对稳定，中国政治则可以制定长期规划。
然而在更长的维度里，两种政治都难免出现内部分化的问题。西方政治的分化体现为利益集团、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的分化。中国政治则体现为阶层、官民的分化和对立。另外，中国集权型政治似乎更容易出现体制僵化的问题，可能会比西方民主制度以更快的速度衰老下去。 因此，中国政治是一种高效率、高收益、高风险的制度。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风险会急剧增长，解决问题会越来越困难。如何通过周期性调整在“集中”和“民主”之间维持一种微妙平衡，是中国政治需要长期面对、越来越难的问题。
当然，由于中国政坛高层非常神秘（可能这是出于维持中央权威的必然要求），外界对居住在中南海的高官们的工作生活状态和相互关系缺乏了解，许多观点都是建立在蛛丝马迹、分析猜测或谣言传闻之上。
分析人士还指出，现在对“个人崇拜”现象的微调，并不说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是一种常态化操作，体现了中国政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中国的政治形势和走向也不会因此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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