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近日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舆论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总理在批示中指出，“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相关措施要抓紧落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
有些事情是可以慢慢做的，但是涉及到“救命药”的问题慢不得，这是一个常识。李克强总理在批示中，接连用了“紧迫性”、“尽可能加快”这些词汇，强调这项任务的重要程度，都彰显了这一生命常识。
电影《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真实的新闻案例，讲述了一个性保健品店小老板靠倒卖药品发家致富最终被绳之以法的故事。主人公程勇无意中卷入一群等着药救命的病患之中，千千万万的吕受益们因病致贫，因贫买不起药，然后只能拖着等死。它牵涉的议题集中在，药价应不应该高？应该高价到什么程度？药企花了高成本研发新药，是不是救命药天价到天花板的理由？在这种现实矛盾冲突中，政府应该做什么？
争议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残酷博弈的过程。在嘈杂热闹的社会多元声音面前，政府各级机构的立场及态度显得尤为重要，起到方向引导的作用。
一者，这涉及到的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429万，癌症死亡281万例，相当于平均每天过万人、每分钟约7人确诊患癌。对很多重症的患癌者来说，抗癌药是刚需，药价再贵也得咬牙买，甚至为此倾家荡产，因病致贫的社会问题由此产生。
二者，救命的问题涉及到的是生存权问题。政府有责任让这一道生命保障更坚固一些，减少民众吃不起救命药的悲剧发生。
三者，在以药养医机制尚未被清除的当下，挤干应该挤干的水分，尽最大努力保证救命药的合理价格，这是中医理论中的“标急先治标”之举，值得肯定。
涉及到救命药这件事情，一直存在某些思想盲区——好像药贵了，就有底气成为公众吃不起药的理由；好像药品是研发的专利药，所以多高的天价都是天经地义，甚至鼓吹药价越高越好。抱着这些想法的人，总是希望政府对这种吃不起救命药的现象袖手旁观，少管或者不管。
但事实上，这些思想是很有问题的。呵护公民的生命权，是政府应履行的责任。格列卫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胃肠道间质瘤的主流药物，这样一种重要的救命药，当然不能因为价格高而被淘汰使用。
其次，药品是一块大蛋糕，在资本逐利的天然动机下，包括药企在内的很多中间机构，都想尽可能地定高价，追逐最大利润，所以，就极为容易造成药价虚高的局面。在中国，任何药物都有虚高的可能性，格列卫们当然也不能免其俗，或者说不能打消这种嫌疑。
合理的价格永远是博弈和监管出来的，不可能来自企业的慈善心驱使。在今年4月的一次基层考察中，李克强专程来到一家外资药企，以将药品纳入医保、实施政府采购等方式，希望该药企生产的抗癌药等重大疾病药品价格能够更加优惠公道。这其实就是一个政府和药企进行谈判博弈，推动药价合理形成的过程。
要让公众吃得起像格列卫这样的救命药，除了药品降价外，让救命药进入医保报销，也非常重要。2013年，江苏省要求将格列卫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并实行医保特殊药品管理，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为75%。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河北、河南、山西、安徽等地，均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纳入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救助，患者药费最高可由医保基金支付80%。各级政府的这些推动建设，都是非常值得肯定和点赞的。
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当下对救命药降价保供这个问题，各地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各不相同，建设速度也有快有慢。从这个意义而言，李克强总理此次的批示太重要，也太及时，必将可以大力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的统一步伐。毕竟，就像总理强调的那样——“对癌症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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