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作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并派出高规格的工作组进驻。此次专项整治涉及11个违建项目，目前当地的别墅地盘均已停工。
这是时隔四年，秦岭“野”别墅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早在2014年，中国央视即调查报道了西安秦岭保护区内暗藏27栋别墅，之后中国媒体连续报道西安秦岭北麓存在大量违法建筑，分布在秦岭北麓5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对植被和河流等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据《陜西日报》称，近年来，习近平先后6次对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过重要批示指示，却不见成效。
一方面是地方官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是中央的强大压力，秦岭别墅专项拆除行动凸显了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间的博弈困境。近日召开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意在向外界昭示中共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改革取向，随后各地也高唱起学习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维护习核心权威的表忠之声。然而抛开这种表面上举国一致的声音，各地政府很多时候依旧怀着“天高皇帝远”的侥幸心理，口头上说着“定于一尊”的政治表态，落实到行动层面还是以地方利益和个人政绩为考量。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博弈和撕裂，且不说还面临着利益集团的隔碍。
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题，曾任西安书记、已受审的魏民洲或涉其中
面对这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中央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有效对策其实并不多。此次，中央派出中纪委副书记亲自坐镇，指挥拆违，表明中央对地方的怠惰和软性抵抗极为不满。中国中央权威在等级分明的科层政治体系中被逐层消解，中央高层的雷霆一怒到地方层面往往只剩余音绕梁了。因而，作为党中央可以直接控制的一种御用工具，中纪委在中共政治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中纪委高层亲自坐镇的举措，用专项行动的雷霆之势把中央的意图直接传达给地方，让地方充分感知此次行动的非比寻常，明确传达高层的政策意图，保持高压态势。
其实，本次秦岭别墅拆违并非近期“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孤例，就在前段时间引发民愤的疫苗事件，早在 7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已作出批示，要求彻查。不过地方政府层面未曾积极行动。随后，7月23日，李克强再次就疫苗事件作出批示，并且语气相当严厉，称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不过地方政府依然没什么动作，直到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做出指示，明确要求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有关地方和部门才积极行动起来。
有分析认为，中国在理论上是单一制中央集权体制，但就其运作来说，是事实上的联邦体制。更具体地说，单一制只是体现在政治层面，在经济层面则是事实上的联邦体制。中国政治体系是一套庞杂的运行系统。作为政治运行的总开关，中央政府扮演着发号施令者的角色，而地方政府则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中国庞大的政治体系规模意味着，这样一套政治系统的运行有赖于充沛的动力源，除非中央政府施加强大压力，否则高层的意图并不能有效传递到地方政府层面。
此前分析认为，“政令不出中南海”一直是中共政坛久病不医的顽疾。在胡温执政时代，中共中央政府的政令不通，时常受到抵制。伴随着中国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面临着与其前任相似的难题，即如何让官僚系统高效运转，以有效应对和解决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转型危机。
然而，中央集权的改革逻辑似乎只是在理论层面和表态政治中得到了最大的贯彻，一旦回到政治运行的现实世界，改革的既定路径仍然面临着地方诸侯们的许多掣肘和阻力。以至于直到最近的2018年1月15日，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仍在强调“确保政令畅通”。
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困境，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龃龉，目前看唯有运动式的专项行动能够奏效，但这显然不应成为常态。因此，如何理顺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这两套逻辑的关系，如何发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摆脱运动式的治理模式，让中国的政治体系运作向常态化、制度化方面转型，是习近平仍然要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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