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先生眼中的习近平

2018年7月26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南非出席金砖五国会议（美联社）

高新评论文章：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谈到了李锐先生的相关文章是根据与胡耀邦当面谈话的内容整理的，更何况李锐先生当时还是陈云指定的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所以李锐先生文章中的相关内容无疑应该是评价和研究胡耀邦和习仲勋、胡启立之间关系的最可靠依据。

几年前在香港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有如下一段内容：“习近平原来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我到正定去看过他，和他谈过。那时候组织部想提拔他。这个事情习仲勋非常关心，专门找了高扬，高扬那时候是省委第一书记，让他照顾一下。没想到高扬的牛脾气比我还厉害，不买账，还在省委的常委会上把习仲勋关照他儿子的事提了出来，这当然使得习近平很难再在河北呆下去。后来组织部知道了，何载那时候是秘书长，和习仲勋又都是陕西人，就由他出面找了项南，把习近平调到福建去了。项南安排他在厦门市当了副市长， 然后从那里一步步地发展起来。”

笔者两年多前在本专栏发表的《李锐先生一席谈》系列中介绍过自己二十年前在美国剑桥与哈佛大学隔河对望的一座旅馆里有幸晋见李锐先生并当面聆听教诲之后曾写下《与李锐先生一席谈》，因为怕给李锐先生惹麻烦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是传真给几个朋友看过。

李锐先生在谈到笔者的《中共太子党》一书时说，你们对“干部子弟”们是有褒有贬，你们对习近平的印象不错嘛（大意）。接下来李锐先生又因为谈陈云而扯到了曾经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由项南又扯到了习近平。

当年在当面请教李锐先生的前不久，笔者还有幸在美国剑桥的家中接待过胡绩伟先生和王若立先生。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期间自己并不廉洁的例子，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后，陈自己的所做所为更为过份。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时，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 事后，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于党的形象不利，于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仆”、“严于律己”著称于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笔者当时把胡绩伟先生讲述的这一段向李锐先生求证，李锐先生好象是说了一句“陈云这个人很不真实”，然后就把话题接到了习近平身上。

日后把《中共太子党》一书关于习近平的一章重读一遍，才回忆起当时整本《中共太子党》一书对习近平的评价是最高的，难怪当时的李锐先生印象颇深。日后回想起来，他老人家很可能对笔者当时对习近平的“高度评价”很不以为然。

李锐先生当时并没有对笔者说他曾经专程到正定县找习近平谈过话，只是说习仲勋的这个儿子我是谈过话的。项南把他要到福建，先是去的厦门……

在李锐先生的指点下，笔者日后考证项南与习仲勋的关系，发现原来这位项南出身中共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跟习仲勋在西北两度共事。习仲勋赞誉项家“满门忠烈”。项与年去世后，习仲勋为其写了长篇墓志铭。所以当年的项南调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去厦门任职，也是人之常情。后来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到福建是“来尝试对改革、对开放的实践”。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项南向到厦门视察的邓小平提出在厦门建立自由港得到恩准。习近平到任厦门后，随即主持自由港的调研工作，并为厦门制定出全国最早的一份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此举成为日后习近平平步青云的重要政治本钱。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开过之后，党内曾有传说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本来是江泽民钦点的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就是因为陈云和宋平安排顶替项南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陈光毅向中央密报习近平“丧失政治原则”让习近平失去了这次机会。所谓的“丧失政治原则”，指的就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让已经下台的老领导项南为自己的书作序。习近平这本书在福建省委大院出现后，令陈光毅大为恼火。当时的福建省委内部人士也都知道陈光毅对习近平不大感冒，硬是不同意他进入福建省委常委，直到他自己的省委书记职务被江泽民安排的项南的老部下贾庆林接替，习近平在福建省的政治仕途才立刻明朗起来。

李锐先生在他的《李锐口述往事》中还回忆说：“大概是2003年，还是04年，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我和老伴儿还有秘书薛京三个人到浙江去，他请我吃饭。我跟他讲：“你 现在地位不同了，可以向上提点意见啊。”他说：“我怎么能跟你比啊？你可以打擦边球，我不敢。”可见，他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他在浙江老干部中口碑很好，其它一般化，现在好像是要让习近平接班 了。 人有了权以后是会变化的，这样的人我接触多了，前边讲了江泽民。耀邦是非常不错的，坐到总书记的位置上，本质并没有变。习仲勋也很不错，在批判耀邦的生活会上，他事先并不知道，进去以后看到那个场面，拍了桌子，说：“你们不早通知我，这是要干什么？” 他大概骂过一次李鹏，后来就长住珠海，不住在北京了。我只要到深圳，每次都去看他，他就和我谈。习仲勋是非常好的人，和我的 关系也非常好。“

李锐先生对习仲勋的称赞，之后被包括林牧先生在内的众多中共独裁政权的批判者和反叛者演义出了许许多多习仲勋的“反左“故事，从拍桌大骂左派政治元老到反对“六四”镇压…….。但事情上这许多习仲勋的“反左”故事有的是演义，更有的干脆就是无中生有。比如所谓习仲勋反对“六四”镇压之说，就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满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