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背后"公敌" 中国必须直面执政隐患

　　近日，一场名为《人民公敌》的话剧在中国内外舆论场引发波澜。

　　原是在稍早前于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时，一些观众在剧终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缺乏言论自由、环保丑闻和官方压制等说法后，在北京的后两场不再进行观众讨论环节，之后更是以“舞台技术原因”的名义取消了原定于南京的演出。

　　其实，这样的做法在中国是一种官方治理常态。由此所反映出来的基层政权和一线单位的“官僚主义”，是中共执政以来一直面临的隐患，亟须进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

　　官僚主义滋生“乱政”

　　剧场观众在非正式场合偶尔发表一些对政治而言比较负面的看法，本来应该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在取消剧场演出之后，这样一件“小事”突然变成了一件“大事”，甚至构成针对中国政治的舆论冲击。

　　话剧《人民公敌》演出突然取消，被认为反映了中国舆论管控之严。

　　不久前的9月1日晚间，湖南省耒阳市发生学生家长与当地警方相互攻击殴斗的事件。原因是中国国务院要求在2018年内消除学生超过66人的“大班额”，湖南耒阳强制将8,000名公办小学学生“分流”到另外8所学校。其中的民办学校师大附中距离市中心远、收费高，而且新校舍尚在装修，甲醛超标，因此引起学生家长们极大不满，甚至发展到与中国暴力机器发生冲突的地步。

　　在这一件发生前后，有五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其一是国务院提出了2018年前消除“大班额”的期限，但中国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其二是耒阳强制“分流”学生，缺少与家长的沟通协调；其三是被分流的一个学校尚未完工，对学生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其四是学生家长上街后，很快发展成官民之间的暴力对抗局面；五是对媒体舆论的严厉控制，只准发布和宣传官方声音。

　　湖南耒阳事件的舆论已经逐渐平息，有关《人民公敌》话剧的争议料将也会很快趋于平静。不过，这两件事所展现出来的官方和民间之间的分歧和容易激化的矛盾，却不会因此而消失。中国官方在面临这些问题时的习惯性做法，则会一次又一次地撕开两者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中国官场所出现的这类问题，是其历史上反复出现，几乎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现象。中国官场也恰好有一个大体可以与之对应的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中国常态

　　官僚主义，被指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民众、官官相护、贪污腐败等的作风。不过，这些作风还不能够完全概括中国官场所出现的问题，如为官不为、宁“左”勿“右”式的粗暴管理，或许也可以视为官僚主义。

　　为官者，从政日久，难免会沾染官僚主义。官场与民间各个领域相比都是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官员领取公帑，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他们需要对民众负责、“为人民服务”，需要相互配合，需要决策、判断、执行和协调，引导或保障社会和市场的良好运行与发展。久而久之，官场分工越来越多，运作越来越规范，同时也越来越庞大臃肿，越来越昂贵低效。

　　很多西方民主国家往往能够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程序，实现部分官场的周期性新陈代谢，维持官场与民间的密切联系。而中国地大人多，自古以来便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官场很容易会脱离民间，自成一体，形成一种危险的“自我空转”。

　　不论如何，中国社会和市场的运转，都离不开与官场的联系。如果官场形成“自我空转”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制定政策不符合实际，执行上级指示不顾民间诉求，将民间不满视为敌我矛盾，管控执法手段粗暴，等等情况。

　　例如在湖南耒阳事件中，耒阳地方单方面遵从中央政令，民怨一起立即强力压制。而在耒阳家长看来，官方不顾子女身体健康，不顾家长集体诉求，在家长们表达合法诉求之时，却遭到官方的粗暴对待。于是，双方之间的暴力对抗，也就势所难免。

　　客观而言，取消“大班额”本是一件可以给学生提供更高质量教育的改革，对所有地区各个学习阶段的学生都是如此。不过只是因为在政策执行和应急处理环节出现了问题，终于酿成官民激烈对峙，险些两者皆输的局面。

　　再如20世纪50至60年代“大跃进”运动里，尽管民间已经饿殍遍野，地方和媒体却在“大放卫星”，鼓吹亩产数万斤甚至十多万斤。此类官场“自我空转”持续三年之久，所导致的人口死亡数目之多以至难以统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场改革的力度和次序都是自上而下的。其最后部分，是官场与民间直接联系的改革，即基层和前线管理部门的改革，这也是最难之处。而且目前来看，基层和一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显然尚未到位。

　　官民之间的衔接面极广，涉及到对所有相关方的了解，与民众诉求和建议的协商，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对不满意见的沟通与宽容，如此才有望实现决策的公正、权威、顺畅和有效，取得民众的广泛理解与理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