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 影响中国国运的六次抉择

有学者指出，一战百年来中国历届政府的几次重大抉择，决定了中国的百年国运。回首一战百年，当今的中国应记取什么教训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一百周年之际，英法等各大参战国都展开隆重纪念活动，悼念亡者，并反思历史教训。

中国是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多年来一直将其看作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官方宣传主要强调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利益，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但现在宣传口径有了变化，当年中国在一战期间向英法输送华工的历史成为新的重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1月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深重灾难，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带来了巨大创伤。

中国开始利用一战欧洲战场上的华工血泪史，来强调历史上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将中国描绘为和平秩序的建设者，突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其实，正面看待中国参与一次大战的历史，在中国学术界早有呼声。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正确决策都促进了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今天，中国在国际上面临新的战略挑战。重温自一战以来中国历届政府所做的几次重大战略抉择及其成败，在此刻有特别的意义。

中华民国在两次大战中的抉择

2011年纪念辛亥百年时，时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的著名历史学家秦晖在广州《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国史的分析文章。

在评论民国外交史时，秦晖写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与英美盟国共同抗击日本，因而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官方早已认定，抗战胜利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但中国在一战中有什么收获呢？

秦晖解释道：“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秦晖总结说，在当时的国力下，中国通过正确“站队”两次成为战胜国，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中共的三次抉择

但是，二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并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战略抉择，投靠了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

在一段今年夏天在网上广泛流传的讲话中，中国知名宏观分析师高善文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总是作出错误的选择”，而“1949年我们跟苏联搞在一起”也是“搞错了”。

他在7月28日在山西证券发表的演说中说：“只是在过去40年，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赌了两次赌对了，这两次赌对我们就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经济繁荣。”

这两次“赌对”，第一次指的是中国1978年开始对外开放，与美国共同对付苏联，使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时期”，与西方世界全面恢复交往。

第二次则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邓小平作出重要指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使中国避免迅速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对手。紧接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明确表示中国要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使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近，从而使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期。

国运2018：中国再次面临抉择

按照高善文的说法，经过1949年的一次“搞错”，以及1978年和1992年的两次“赌对”，2018年的中国再次面临抉择的关口。

在他看来，稳定中美关系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不能稳定下来，国内什么事儿都别干了，什么证券市场的发展，什么改革，这些都谈不上。”

他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随着中美关系全局的变化，“中国内政外交的全局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

二十年来，中共领导人屡次试图用二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来证明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和捍卫者之一，是美国可以信赖的“负责任大国”。

近来，中国劳工参与一战的历史，也开始被用作这种说法的一个论据。

但这种宣传的可信性仍然存疑，因为很显然，两次大战期间的中国政府都是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和自身国际定位都大相径庭。

在回顾民国时期的外交成就时，秦晖说，中国在两次大战中作出成功决策，是因为当时的政府“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也就是以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阵营。

两次大战的历史，并不能自动证明当今的中国是可以信赖的“负责任大国”，而只能为北京当局指出吸取前人经验、走出目前困境的一条路径。

在这百年间第六次重大抉择面前，中国将给出何种答案，无疑将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