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名供职于民间智库的中国学者抱怨自己的建议总不被采纳，往往被官方以决策部门自有考量加以拒绝，颇有些怀才不遇的感叹。然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从内政到外交，中国政府失误的出现又往往被归咎于这些学者、专家不学无术、毫无建树。
中国之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旋转门”，而在于智库与政府的有效沟通
9月份，在中国学界享有较大声望的中国50人经济论坛举行。如今，这50人既有政府高层，也有“坐冷板凳”的学者。人们说，这种打通政府、学界甚至工商界的聚会在今天是难能可贵的少数，这反而反映了中国学界和官方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当然，中共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笔杆子”，确实不缺乏学术素养的学人步入仕途，甚至直接参与决策，所谓“学而优则仕”便是此类。譬如50人经济论坛，当年的发起人刘鹤如今已经跻身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但是，这毕竟少数。
相较而言，多年前，中国媒体曾引述过一些研究数据介绍美国官僚体系。在《大数据视角下的美国“旋转门”关系网——基于1.6万余名美国公职人员的数据分析》一文中，作者特别强调大公司利用“旋转门”机制进行政策游说。16,358名美国“旋转门”相关公职人员（32,716条数据）显示，“旋转门”与美国政府决策过程关系密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的“旋转门”关系网呈现出广覆盖、高流动和收入差距大等特点。文章说，美国“旋转门”关系网既可以滋生腐败，也为人才交换创造了灵活的条件。这种利弊兼具的状态使“旋转门”逐渐演变成美国政商关系中的一种默认协调机制，尤其是在是立法和政策制定方面。
事实上，“旋转门”又不仅局限于大公司本身，包括与大公司保持密切联系甚至直接接受其资助的民间智库组织都可能在国家机器和民间社会之间扮演重要作用，反馈决策结果，同时更影响决策。
中国的官民沟通机制运行能否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可能需要明确地否定一些可能。中国国家机器当然可能与民间智库，或者说它的官方智库、智囊团（带有程度不同的半官方性质）产生互动，但是这显然并非“旋转门”机制意义上的。在中国，退休高官可能在非政府机构中任职，甚至在学界中拥有一定话语权，比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前财长楼继伟、前副外长傅莹等等，但是重新“旋转”进入实权部门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且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群团组织、高校甚至央企高层均高度行政体系化，具有严格的官方性质。
所以，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存在“旋转门”的生存机制，而且有充分根据。首先，中国官僚体制不同于美国等民主选举制国家。在中国官僚体系中，无论是领导职务（俗称政务官）还是非领导职务（俗称事务官）的任免升迁都体现鲜明的层层遴选和任命制痕迹，而非民主选举制逻辑。
当然，这并不表示中国官僚体系中不存在民主选举，而是说相较于民主选举“程序”，中共组织部门（2018年3月统辖原公务员管理机构）的层层考核、遴选等更具有决定作用。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称，“中央组织部在公务员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统一管理公务员录用调配、考核奖惩、培训和工资福利等事务”。比如党政机关的重要人事一般会在前期由上级部门“反复酝酿”，甚至进行内部考察和民主评议，比如最终的人事任命必须通过产生的代表大会投票表决通过，完成法律程序。
这一官僚体系的特征是新的人事调动符合门槛要求，且需经历层层选拔，基本不存在“越级”，或者以社会身份跨入官僚体系并一步登天的情况。你很难想象，今天一名从未在党政系统中有过任职经历的社会人员被突然任命体制内的领导职务。即便当年王沪宁“由学转政”，从逻辑上也是符合其在复旦大学的行政级别的。
所以，这一套体系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社会政务官、事务官明确区分的逻辑。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以商人身份当选美国总统，没有人会质疑这其中的逻辑。因为这种“转型”完全取决于其官僚体系乃是基于个人参选意愿和民意投票表决的结果。而除了负责具体执行的事务官需要经历考核外，其政务官员的任免虽然可能经由议会表决，但是否拥有特定的政治资历、职务并非必然要件，所以其成员来源也更加不拘一格。
其次，相较于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决策体系可能借重更多国家机器外的第三方社会力量，包括智库，中国的官僚体系拥有从调研、论证、咨询甚至审核、监督决策的完整体系，几乎可以覆盖决策出台和执行的全套内容。所以，对于他方的批评建议，这套体系天然可能没有动力去接触、考虑甚至接纳。
也即是说，中国官僚体制的完备性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旋转门”机制的缺失，从而削弱了“旋转门”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官僚体制的完备性可能存在部门利益固化、缺乏质疑和挑战的检验等，是否需要外部智力支持完全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偏好，这导致决策科学性同样面临质疑。
以经济学家林毅夫《吉林报告》为例。且不论报告本身是否经得起推敲，是否科学，事实上吉林省官方邀请其团队进行调研并形成建议本身便极具偶然性。从制度设计上看，省域经济发展规划的职责一般会有省政府研究室等决策咨询机构提供。
其实，“旋转门”机制有利有弊，就像所有的机制必有其正反两方面一样，所以关键之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出现“旋转门”机制，而在于中国官僚体系能否在决策过程中与民间智库也好、社会力量也罢拥有顺畅有效的沟通渠道，放弃猜疑，给予其生存和言论空间，而不是拒绝甚至打击报复不同声音，演类似草率关闭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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