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性开放“打游击”最平常 睡一次五毛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受中共宣传的诱惑欺骗，无数年轻知识份子千里迢迢跑到中共的老巢延安，寻找所谓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天堂。四十年代初，延安的学生、官员人数，已经达到30000人左右。

　　而大批知识青年聚集在延安，婚恋很快成为“问题”。中共推行恋爱可以自由，结婚要由组织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的管控政策，当时的延安还大搞所谓的思想解放，摒弃传统的道德体系，性开放程度你怎么想都不为过。

　　最平常的事情就是“打游击”，也就是一个男的碰见一个女的，问一声：“打个游击吧？”女的说：“好吧。”两人就钻枣林了。

　　当年的延安由于住房比较紧张，结婚后的夫妇没有条件单独居住，平时男女双方在各自单位或学校的宿舍，每到星期六团圆一次，先申请后交费，住在专门临时腾出来的十几孔窑洞，“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五毛钱”。即便如此，也是供不应求。

　　这些人对生理现象无知，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有的孕妇反应严重，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年轻的女性会变成病号。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

　　“性解放”先导 共产党领袖私生活像狗一样

　　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奸污女仆，并产下孩子让恩格斯抚养；恩格斯与两姐妹同居；苏联共产党党魁列宁与伊内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还与一名法国女人有染，他还嫖妓并染上梅毒。另一个党魁斯大林同样是淫乱无比，淫占他人妻子。

　　苏共夺权成功之后，迫不及待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共妻实践，堪称“性解放”的先导。苏联倒台后，俄罗斯《祖国》杂志，对苏共初期的共妻现象进行揭露，称领袖们（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柯伦泰等人）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等到中共倒台，不知会披露出哪些事情？

　　当时的苏联非婚性爱大量出现，知名共产者斯米多维奇在《共青团真理报》上撰文写的东西触目惊心：

　　“每一个共青团员，包括未成年的，以及工农速成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有权满足性欲。这一观念应该成为我们的信条。节制欲望是资产阶级的观念。如果某位男人看中了一个年轻女共青团员、女工人或者工农速成学校的女生，她应当尽量满足选中她的男人，否则，她就是资产阶级的‘市侩’，配不上共产主义者的称号。”

　　霸占他人之妻 另结新欢小三成精神病患者

　　陈辛仁在其回忆录中披露，1935年，他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一年后生一女婴。当时陈辛仁20岁，房纪17岁。两个热血青年为了在革命的路上轻装前进，把刚生的女儿送回老家交与母亲抚养。

　　此后两年时间，两人时聚时散，漂无定所。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房纪到陕西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三、四年后的一天，军政委饶漱石见到他，明确地劝他“另外结婚”。饶漱石用一种嗤之以鼻的口气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要知道，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就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职务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里，犹如一个晴天霹雳，陈辛仁毫无准备的思想，他不清楚，抢走房纪的究竟是什么人？他呆呆地僵坐在一个小凳上，悲愤地质问：“我不能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圣地，竟会发生了令前线指战员寒心的恶劣行为。”

　　这个抢走房纪的人是共产党前期领导之一——凯丰。在抢占房纪的时候，凯丰当时已经结婚，发妻廖似光发现了凯丰和小三房纪在窑洞中偷欢。事情发生后，凯丰抛弃了发妻廖似光，而且是命令警卫员把她给赶出家门的。

　　文革期间，陈辛仁得知，凯丰后来又有了新欢，为了再娶新欢而抛弃房纪（王茜）的时候，房纪已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沈阳，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