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的成就时，和其前任在10年、20年前发表的类似讲话一样，都对党进行了颂扬。但是，在与美国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中国经济增速极速放缓双重压力之下，习近平将党推到至尊地位， 令许多期待他借此次讲话推动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的观察者颇为失望。
中国领导人展示改革成就时，都会称颂其政党。但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将党遵奉至“完全正确”的地位，强调党对40年改革成就的决定作用。观察人士和西方媒体看到，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对其政党的称颂并不是做表面文章粉饰矛盾的意识形态。纽约时报报道说，“习清楚地表面，他对这一俗话所说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本身深信不疑。
中国近代史学家章立凡曾在对美国之音谈中国民营企业问题时，对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思想观念做过评述。 他说：“（他）就觉得中国的强大既搞了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又搞了毛泽东式的集权，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中国模式、中国大陆这样的成就。所谓‘打通两个30年’就是这种思想。”
美联社报道称，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自始至终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维护中国的主权。法国“世界报”注意到习近平在1个半小时的讲话中，8次用了“不动摇”，表明了他的决心。
习近平在讲话中谈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时说：“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这番话虽然对国企和民企都表示支持，但仍将公有经济置于主体。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章立凡认为，这与习近平的一贯想法是相符的。他说：“至于说，把国企做大做强，恐怕是他一贯的想法，就是说从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世界观，他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时候，就是要搞这套东西，要把中共政权变得非常强大。”
总部在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习近平在讲话中并没有发出重新让经济自由化的讯号，而强调了国家将继续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威廉姆斯说：“习把焦点放在党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所起的作用，这并不令人惊奇。但习在谈到未来道路时对市场和私营经济的描述之少，多少令人感到失望。”
香港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共同主管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在亚太时政网站“外交家”上刊文，分析了他所说的“过度自信”给中国带来的新危机（China’s Crisis of Overconfidence）。
班志远说，4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巨擘，并渴望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但是中国领导人看起来忘记了改革前曾有过的重大的教训以及文革劫难 —— 只有拒绝愚蠢自大的权力语言，同时允许思想和信息的公开交流，国家才能向前进。
习近平掌权后，带领中国迅速逆转方向。班志远回顾了那段漫天飞舞“正能量”的日子。习近平加强党对媒体的控制，传媒界出现一股假大空之风。他告诫说，这样的浮夸吹捧文化很快变得具有侵蚀性，中国人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历史：1958年到1962年大跃进期间，地方官员被毛泽东盲目敦促下，争相报丰收，以此填补热情真空。
美中贸易战迫使当政者给炫耀经济技术成就的高调宣传降温，但对党的赞颂，以及对媒体和信息的控制却没有间断。班志远说，当前是40年来媒体受控最严的时期，只要党不间歇的掌声淹没实质和理性，所有关于开放的谈论都是假话、空话和大话。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习近平在谈论坚持改革开放时，没有强调市场，而是将党置于一切之上。凯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中国的领导层，特别是习近平，感觉到接下来的十年中国面临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
威廉姆斯说：“许多经济体在那个时期都出现过由基层推动的更大程度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在中国，强调以国家为重心，我想是（当政者）对这方面的担忧所做的回应。他们担心开放会削弱中共的势力。”
许多曾经对习近平在权力稳固后推动重要改革抱有希望的人，看到高调的国进民退、对党不停歇地赞颂，以及对公民和媒体自由更严格的限制，不再有期望。
威廉姆斯说，只要习近平仍处于权力的顶端，就看不出经济自由化方面会有重大的转变。他认为，习近平担心那样会危及中共的持续统治，而那就是他的终极捍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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