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忠言逆耳 习近平为何坚决不改

 　　吴先生的十大忠告，针砭时弊，处处到位。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习近平的坚决不改我们怎么办。党内有识之士可能认为换掉习近平，让有改革决心的领导人上去。当时人们也是把这样的希望放在习近平身上，结果如何。难道中国还要在搞一个领导人来，再十年八年的。除非改革派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领导人，解散共产党实行宪政。否则中国不能再等了，中国追寻宪政已有百年，被中共共产革命耽误阻断了。

　　下面我按吴敬琏先生的十大忠告提出自己的看法。

　　真刀真枪的改革，也就是前段时间所说的改革已致深水区。最近习近平所说该改的我们都改，不该改的我们坚决不改，什么是坚决不改的呢，就是触及到中共一党专政，触及到权贵利益集团的都不能改。但是只要习所说的不该改的东西不改，改革不但中途而废，而且已经改的还会重新改回来，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倒行逆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2.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吴敬琏先生说得非常正确，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市场化在中共建政以前就有了。法制化，民主化，特别是民主化，中共是打着民主化的旗号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但当他建政后，却建立起一个比国民党政权更为专制的政权。国民党政权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政权是民主有无的问题。

　　3.毫无疑问，对于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或者如科斯所说“思想市场”的建立，是改革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在一个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这也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并得到实践证明的看法。将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改革，从来都是在不同理念、思想、方案之间的碰撞、砥砺和互补中前行的。

　　吴敬琏提到科斯很重要，作为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他曾写了一本《变革中国》的书他提出了思想自由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已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跛脚，中国的经济改革因没有思想的自由，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思想自由。

　　4.苏联式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还是非常强烈的，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见得。它有一个很大的向题，是思维方式的惯性还在继续。我们的教科书、各种论证材料，对这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没有经过彻底的清理，所以它还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改革。

　　中国受苏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国家体制都是仿照苏联的。中共虽然在五十年代后期就与苏联闹翻了，但中共领导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很浓的苏联情结。习近平对苏联的解体说了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话；竟无一个是男儿。就是这种情结的反映。实际是苏联人民个个都是男儿，他们恨透了苏共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在关键时刻站在正义的一边。戈尔巴乔夫，解散苏共，叶利钦登上坦克振臂一呼，不是真男儿吗？中国就缺少这样顺应历史，关键时刻作出决断的真男儿。

　　5.在中国的条件下，从寻租活动中取得巨大利益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與论工具竭力把社会拉向极右的方向。如果没有力量阻断这种进程，国家资本主义十有八九就会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或所谓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中国为何没有力量阻断国家资本主义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点是共产党垄断了一切权力，而国家资本主义演变到权贵资本主义是他们在文革中痛定思痛的负面结果，就是理想主义是个屁。有一句当时非常流行的话，叫作“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共官员的家庭以改革之名，一夜暴富，他们成了新生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认为这些是他们应得的，是父辈提着脑袋革命的结果，革命是买了原始股。完全反叛了当年革命的意义。

　　6.如果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放任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并且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将是相当危险的。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中国能够得到的，绝不是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不是危险，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中共领导人即使有这样的认识也很难改。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主义者。

　　7.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了进展，然而市场经济作为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需要其他方面制度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的竞争秩序就得不到保证。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经济活动，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目前中国是半市场化，中共也很难倒退到完全计划经济。中共很满足于半市场化，因为没有这个半市场化，中国经济就垮了。用半市场经济维持中共政权。中国当年从计划经济到半市场化，是因为中国经济要崩溃了，现在又要收缩市场经济，因为中国经济好起来了。一当经济再坏下去，他们会增加市场经济的成份。中共既是利益主义者又是机会主义者。只要能保住政权，什么都可以做。

　　8.近些年来由于政府不断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使权力而不是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失去自由竞争的市场只能是一种貌似市场的“伪市场”。要建立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这一条基本与上条相同。现代市场经济与权贵集团的利益是相矛盾的。

　　9.近年来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垄断和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及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寻租基础扩大，并导致腐败蔓延；但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之下，罪责却被强加在市场化的改革身上，进而成为加强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的理由。

　　其实腐败是由半市场经济造成的。如果全市场经济加基本私营经济，腐败就很难产生。因为权力在市场经济中产生不了作用，而腐败依仗的是权力，腐败的也是权力。

　　10.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连已经写在文件上的经济改革要求，也有许多并没有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92年以后重启的改革，存在的一个缺陷是，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正如小平在1986年讲过多次的，“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改革也搞不通”。目前经济改革的落后的方面，像国有经济的改革，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改革，都无不与政治改革、政府改革滞后有关。

　　虽然邓小平讲过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改革也搞不通。但是说是这么说，做并没有这样做。对于中国权贵来说，千万不能有政治改革，政治体制一改革，他们的利益全没了，得到的利益可能也保不住。民主是全民得利，专制是少部分人得利。但权力是掌握在这些少数人手中的，搞民主经济上是向这些人动刀分利。政治上是权力受到监督，还可以换人来做。

　　吴敬琏先生所提的问题个个到位，但他只是提出问题，却没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方案很简单，就是共产党下台，实行民主宪政。中共体制内的人总是希望在不触动中共领导之下改变中国，但这基本上是幻想。习近平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已经说了，不该改的我们坚决不改。吴敬琏先生所提出来的十个问题，就是习近平坚决不改的十个方面。吴敬琏的十条也迅速遭到封杀，只说明习政权根本不理你的建意。老先生要不是在党内有着资深的地位，恐怕不仅仅封杀建议那么简单了。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习近平不改我们怎么办。党内有识之士可能认为换掉习近平，让有改革决心的领导人上去。但当时人们也是把希望放在了习近平身上，结果如何。难道中国还要在搞出一个领导人来，再试十年八年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换了三代领导人，这三代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一再告诉我们，只有解决中共的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靠中国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共同起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