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21日通报一个案子，长沙市天心区区委领导谢进被以违反政治纪律“双开”，读完报道，才知道他的头条罪名是在“境外购买反动书刊”。有点像文革时期的一条反革命罪“偷听敌台”。
北京日报官方微博“长安街知事“报道称，在中共的六项纪律中，政治纪律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排在第一位。
购买境外反动书刊列为谢书记首罪。当局到底也没有列出他看的”反动书刊“叫什么名字。有分析指，在中共语言中，这里指的是所有发表批评北京，批评习近平的文字的刊物或书籍。
有位网民写到：“天上通过无线电传播的他们干扰，上了网路的他们看不顺眼的他们屏蔽，海外的书刊他们定性反动，他们是一群惊弓之鸟不成？”
这罪名看起来有点可笑，但因为买书而落马的官员还有贵州省委前常委、副省长王晓光，被指“热衷于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重庆市丰都县土管局前局长李强华“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另外还有重庆市渝北区前常委吴德华被通报“与党中央离心离德，购买、私存反动杂志，传播政治谣言”。
中共官员为什么还要冒险从境外购买书刊，有分析指，即便党的干部，也不太相信官媒报道的那一套，他们或者出于好奇心，或者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便设法从境外购买书籍。过去这样做的中共干部并不少，只是习近平时代管得越来越严了。比如，专出揭露中共内幕作品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店员被中共公安越境绑架，该书店出过一本书叫『习近平和他的亲人们』。这类书在海外都觉得好玩，与北京当局所说的“反动”风马牛不相及。
不光中共官员不光不相信中国大陆出版的书刊及官媒的报道，甚至连出书也设法要在海外出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对自己国家队出版社可能失去了信任，或者怕在本国出书惹麻烦。
刚刚去世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身后也要把自己的日记、笔记、信件等千万字捐献给美国胡佛研究所，就是为了能够保留自己对中共历史的一段真实的见证。
甚至参与六四镇压的前总理李鹏，写了近三十万字的六四日记及书稿，名为『关键时刻』，但是中共领导人不批准出版，李鹏无奈，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3月28日独家报道了这件事。2012年6月，原北京市市委书记，据指参与六四镇压的陈希同所写『陈希同亲述』在香港出版。有名的左王，前中共宣传部部长邓力群也由于回忆录无法获准在中国出版，最后在香港出版了。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历程』直到逝世后，才于2009年5月29日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如果这些书被带回中国大陆，都可定性为反动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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