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星期二对外媒说，他受到了学校的调查，并被停止了教学和科研资格。这件事旋即引起外媒的诸多报道和炒作。
据本报了解，清华大学目前只是暂停许的教学和学术工作，要待调查有结论后，才会做具体的决定。调查是清华根据校内规定独立进行的，许对外媒称 “大不了坐牢”，是很夸张的说法。
许章润曾经有过在法学领域正面的学术贡献，但是近年逐渐变得政治上激进起来。尤其是去年以来，他写了几篇政治上很极端的文章，使他在国内异见人士中一下子突出了出来。他显然给清华大学出了个难题，他本人一定很清楚，这样公然表达政治对抗的立场，是不可能长期在中国著名大学里从事教学工作的，他等于是逼一直包容了他的大学对他采取另一种态度。
了解许的人，恐怕都不会对他今天的情况而感到惊讶。如此激进地反体制，任何国家的一流大学恐怕都容不下。设想一下，如果在哈佛或者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公然抨击美国的体制，宣扬共产主义思想，他能在教授的位置上待得住吗？中国汉办在美国大学里办的孔子学院只是避免讨论一些敏感话题，正面介绍中国，都被美国议员和媒体斥为“价值渗透”，不断有美国大学关闭孔院。
近两年，一些在大学里任职、比较激进的知名人士在发表言论方面有所克制。但许的做法是相反的。不能不说，他的做法中有一些很刻意的成分，他的表现不是大学校园多元氛围所能兜得住的，他实际上以危险和极端的方式伤害了清华的学术环境。
中国知识界一直在思想上很活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天性。有很多人热衷于从事批评，并因此而发生了一些摩擦。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开展批评，这是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个判断在什么时候都应当坚持。
但是如何开展批评，这是需要知识界认真思考并加以把握的。批评本身不是目的，不应为了批评而批评，而应当实现政治上以及治理推动上的建设性。为此，我们提出几个原则，供大家探讨。
第一，在中国搞批评，不能违宪，不能把矛头针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冲击执政党的权威，动摇人们对国家道路的信心，这样的所谓批评都是应当坚决反对的。在西方，同样不能冲击它们的体制。就像前面提到的，如果西方的精英人士呼吁抛弃它们的三权分立，建立中国式的政治制度，一定会受到各种压力，并因此付出代价。
第二，在中国不能鼓动对立。中国的体制决定了社会的和谐运行方式，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它们的体制就是对抗 摞着对抗构建起来的，通过无处不在的对立力图实现社会治理的平衡。中国的批评者应当避免模仿西方舆论的样子，通过极端表达方式吸引眼球，因为那样 做会对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形成侵蚀，也必然会受到限制。
第三，批评者一定要把事实搞准，再搞准。影响越大的批评者，越要承担起准确批评的责任。而且不仅要做到微观真实，还应兼顾宏观真实。就是说，批评者要有这样的意识：他所造成的社会注意力集中不应放大问题在社会中的实际情形，避免给人以某个局部问题代表了整个国家面貌的错觉。
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它迄今的实际效果是高度积极、正面的。西方一些力量一直在极力否定中国的道路，我们在此还主张，中国的批评者都不应加入他们的这一努力。如果批评者没有这样的意愿，就要有意识地避免给人这样的错觉。
其实从宏观上看，中国一直在探索如何做到既让舆论开放，又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社会有凝聚力。客观说，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在有西方价值体系干扰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真诚希望政府及社会机构对批评的承受力不断增加，这很重要；有影响力者开展批评则要具有建设性，摆脱激进和极端，这同样很重要。此外，公众对各种声音的良莠识别能力需不断加强，这是社会综合承受力不断提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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