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个月，连续发生了好几起与言论表达相关的重要事件。一是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期间，中国官员恫吓《福利奥日报》(Il Foglio)记者朱莉娅·庞皮利(Giulia Pompili)，因其写过批评中国新闻状态的文章，反复要求其“停止说中国的坏话”。几天后，从北京又传来另一件事，清华大学著名法学专家许章润先生因自去年起陆续发表的几篇时论，被学校暂停一切职务，并对他展开调查。而这两天，大批的微信账户、公众号与用来交流信息、意见的群组被关闭查封，与笔者有联络的朋友就有数十位遭到强制销号的待遇，参加的微信群组就有十多个遭到查封。据说，这些也是与抗议许教授被处理的网上联署有关，当然也有临近“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这个背景。
这几件事，有内有外，都引起强烈反响，也都指向一件事：要不要让人说话，允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批评的声音。
这些年，因中国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数字亮丽，引起各种赞扬、讨论，一个热门的话题是所谓“中国崛起”。伴随这种 “崛起”，中国官方尤其是习近平上台后不断大讲自信，各种关于中国的制度、理论、道路与文化上的自信，一时成了官方宣传的主流话语。
但同时，这也在内部与外部引发了各种异议与批评，而当面对这些批评与异议时，中国官方又显得很不自信，不断地加以打压禁止，呈现出一种让人困惑不解的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超级强势，咄咄逼人；另一方面又好像异常敏感脆弱，像是弱不经风。比如，不久前召开的两会却要动员几十万人的各种力量，使用诸多设备维持治安，将代表与人民隔离。从历史上看，似乎从没有一个崛起的强国会展现出如此强弱并存的矛盾状态。
也许，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是要从带来这种“崛起”的方式里去寻找。这些年中国的发展，关键还在于改革，一种让公民自由度得到增长、市场经济得以复生、社会重新获取活力的改革。但与此同时，权力却依然试图维系其绝对的控制，拒绝改变其主要还是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架构与运作模式，压制因社会不断分化所产生的多样的利益诉求，遏制公民与社会的活力。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因这种自由的扩展所带来的社会活力与创造力的恢复，才有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力才因此强大；另一方面，又因官方对这种自由增进的警惕与敌视，要将其限制在一个其允许的范围内，这必然带来社会与权力间的紧张。随着资源的吸纳与使用越来越向国家过度倾斜，一些依托国家权力的集团与个人聚敛大量财富；人们对自由、权利的追求与官方不断压制人民权利诉求之间的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
拒绝用制度改革来缓解这种局面，官方的药方一是对外鼓动民族主义，用激发民族情绪来冲淡人们对权力的不满；二是对内胡萝卜加大棒，强力压制加收买。如今经济下行压力日增，可以动用的各种资源开始减少，挥舞压迫与控制的大棒就越来越成为单项选择。
最直接的一个做法就是：不许说话，不许公民与外界表达异议与批评。即使要表达，也只能按官方的语言、说法表述——只要看看中国的官员与普通人公开发表讲话时的表述方式与语言就清楚了，常常给人一种背诵《新闻联播》、鹦鹉学舌的感觉。
所有经过“文革”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遗憾的是，自习近平上台后，这种不许说话，“不准妄议”，只许按习讲话、官方套数说话的现象愈演愈烈，大有时光倒流、“文革”再来的架势。更让人痛心的是，官方不仅用权力公开、直接剥夺人们表达的权利，甚至鼓励告密这种败坏人的心灵与社会道德的做法限制人们自由表达。最近一些大学里陆续发生老师遭学生告密，因其言论不符合官方说法而被学校解雇、下岗的事件，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就是告密行为的最新受害者。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得到发展，某种程度讲，是自“文革”后允许人们说话而开始的，尽管有诸多限制、阻碍，但伴随改革开放，说话的尺度空间毕竟还是逐渐增大，中国社会的活力几十年来的再生是与此息息相关的。我们无法想像，一个不许说话的中国能进行什么富有创见性的改革，能有面对世界、让世界接受的真正的开放。今日大幅收缩言论空间，不许人说话，只会扼杀中国进步的生机，埋下改革失败、社会动荡的种子。
这种做法，不仅引发了国内的不满，也在国际上引发诸多议论、批评甚至是敌意。毕竟，这是一个有了较强经济与科技能力而政治高度集权、不开放不透明的中国，因此可能带来的挑战，鉴于历史上有过的德日意苏的教训，尤让西方人高度敏感。此次习近平访法，法国的舆论多围绕此展开，总统马克龙所谓在对待中国事务上“欧洲幼稚的年代一去不返了”之语，也成了众多评议的主轴。
中国要想和平地发展，消除世界上各国的疑虑与不安，除了深化改革外，其实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让人说话，甚至欢迎批评，比如像西方允许中国的电视媒体进入那样允许各国媒体在中国公开播放，那或许比任何高调有关开放的宣示或撒钱、购买产品都要更让人信服中国在真正地开放，走和平崛起的文明之路。让人说话、接受批评从来都是一种真正自信的体现。
好多中国人、中国的领导人念念不忘要超越美国，做世界第一。但他们或许忽略的一点是，在造就美国的强大上，对不同意见、批评的宽容恰恰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对不同看法、对批评的宽容，才能吸引真正的人才，为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不同的利益才可以得到表达，决策的错误才可以最终得以纠正。如果中共高层某些人认定对批评意见的宽容、保护言论自由是美国一些混乱现象的根源，显然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短视看法。那些以往即使一时实现了崛起却也不允许人说话的德、日、苏联等国，后来带来什么，最终结果又如何，在此不必赘述了。
情感上我们或许希望中国的官方能改弦更张，允许人们享有更多自由表达的权利，但鉴于中国的体制惯性与习近平做出的政策选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对当下中国言论自由的改善抱持乐观态度。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这种不许说话的言论控制局面只会继续恶化，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敌意也因此只会加深，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权力强—弱并存的悖论也注定不会得到缓解——直到造成这些现象的内在矛盾达至某种程度，发生逆转，这种强—弱并存的病理现象才会消失。
不过，这个过程的长短、快慢又绝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将取决于中国人的抉择：是要一种什么样的崛起？是不许人说话的崛起，还是人们可以自由表达、享有基本的权利与尊严，他人可以赞誉也可以批评的崛起？如果是前者，它注定要给中国人与世界带来灾难，而如果是后者，它既需要国人为之努力，最终也会让国人享受到其美好的成果，并且受到世界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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