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10年 中国将经历一次关键周期

去年年末，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邓公的遗产》，引起社会各界很大的轰动，让我始料未及的同时，也不由让人想起了20年前那个倚马可待、青春作赋的记者时代。

1994年离开新华社后，我一直从事战略咨询行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从沿海、沿江、延边到沿线，我接触了成百上千的基层企业和区域政府，也与无数达官显贵、豪商巨贾打过交道。因此对民间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改变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如今世事倥偬，二十年过去，我也从风华正茂的“记者王”变成了老王。40年前的那场变革的肇始，更是恍如隔世。而我有幸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亲历者、受益者、观察者，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于情于理，都应该写些东西来纪念邓公，致敬这个伟大的时代，于是才有了《邓公》一文的由来。本来就是个人的纪念之作，所以文中也没什么大道理，更多是自身经历与思考的总结，用俗人的视角来讲一些朴素的规律。

没想到这篇“俗人俗事”的文章在正和岛上发出后，引来反响无数：

有党内的老同志托人捎来谢意，认为本文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也有经年未见的老朋友特地打电话来说，看了这篇文章很感慨；有正值壮年的企业家，留言感恩这个龙蛇出没、英雄辈出的年代……

成功者不必感谢谁的恩赐，失败了也无愧平生，这一切都肇始于邓公。

中国并不是必然会出现邓小平，他出现了，并且改变了中国，这是中国的幸运。小平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我认为，说到底就是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

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村人，不管是政治贱民还是出身优越的人，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像跑马拉松一样，能不能跑到第一、第二是你的事，但是起跑线总归是公平的。这是邓公给大家留下的最深刻的遗产。

这才有了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话说回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邓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经济繁荣，技术进步，机会丛生，思潮涌动，人们得到实惠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弊端，繁荣的背后潜藏着很多深层次的危机。

从小平走了以后，到日后的近20年间，整个中国的经济可以说继续繁荣昌盛，但也出现了很多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我把它总结为几个现象：

野心时代

那时的中国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野心时代，无数人在这场财富狂欢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饭，找到了通往财富大门的密匙。

2007年我和王健林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才三百亿左右的身家，一顿晚宴上，他跟我淡淡的说了句，“志纲，用不了几年，我肯定会超过香港的李先生（李嘉诚）”。勃勃的野心显露无疑，他也确实在2016年的时候得偿所愿。

还有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的杨国强老兄更不用说了，18岁以前连鞋都没得穿，踩一脚牛粪、滚一身泥巴的赤脚农民，谁能想到他不仅成了地产界翻江倒海的大佬，甚至成了整个宇宙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我估计以后人类社会再不可能有超过碧桂园体量的房企了，可谓是空前绝后。

他们的成功除了个人的努力与天资之外，有一大部分要归咎于这个野心时代。

一个美国的纽约客专栏作家在中国潜伏了十年以后，写了一本书——《野心时代》，他发现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这里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着更多人间戏剧。但可辨认的事实真相却不多，很多故事隐藏在重重帷幕之后，唯一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升起来的就是太阳”。这也是伴随经济狂飙突进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

“沉船心态”

几乎每个人的发财都有说不清楚的地方，越有钱越缺乏安全感，总觉得这艘船迟早会沉，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办法逃离沉船，而且很多人在逃离之前还忘不了揣一块船板跑，最后的结果只会加速船的沉没。

从90年代到2012年前后，整个中国基本上是处于这种世纪末心态。整个社会的腐败无以复加，基本上是把仕途当成发财的一种不二法门。我印象特别深是有个被双规的官员，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贪污，他抛出一句震惊世界的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

然而，面对这样的世界，一边我们很愤怒，说社会烂掉了，痛斥腐败横行、道德沦丧，一边无数博士生、研究生都向往腐败，投奔腐败。

一个部门招公务员，只有三个名额，结果有上万人排队，都是青年才俊、高级知识分子。我后来问过一些排队的人，为什么明知僧多粥少，你们还要去赶这碗汤。他们垂涎三尺地说：“太肥了，实在是太肥了！一年能签单的费用就有一两百万”。不仅是他，很多有权在手的官员都是这样的，但所有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这都是当时真实的故事。

得意者怀揣着世纪末心理，对未来持怀疑态度，中国能不能走向繁荣富强，中国的未来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终于在当今得到了基本解决，就是我说的第三个阶段——三个重建。

1、制度重建

在本届领导层履新不到一年，还没有完全展现出霹雳手段的时候，我就写了这篇文章——《三个重建即将改变中国》。我当时在文中说到：中国要想继续走下去，要想长治久安、和平崛起，在这届领导人手中必须完成三个重建，不完成中国就没有未来，那就是制度重建、文化（道德）重建、生态重建。

果然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后，用了七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这么一个过程。首先第一个制度重建，反腐倡廉，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现在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王岐山书记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自己给自己动“外科手术”，在人类历史上真是前所未有，但我们又不得不做。

这些年以来，制度重建应该说初步达到了结果，国家的四梁八柱算是稳固住了，最起码让人们相信，我们是有自我净化、自我更新能力的。

2、道德重建

中国过去三十年，很多优秀的东西都丢掉了，道德、操守、文化、诚信，它使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经济动物，一切都是钱为大。从现在开始五到十年，最重要的肯定是“信用”。没有信用，在江湖上将寸步难行。

3、生态重建

原来很多地方为了政绩杀鸡取卵，根本不把生态环境当一回事，经济发达的地方狂飙突进，经济落后的地方奋起直追，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而且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业绩能上去，不管代价多大，再加上新官不理后事，各种重污染企业粉墨登场。这样肯定会出大问题，后来果然出现了一系列生态事件。

这些年来，国家在治理环保问题上也下了大功夫，到去年下来，这个问题也基本上有个眉目了，如果再有三年下来，我相信这三个重建会基本完成，这对整个中国的意义堪称非同一般。

讲到此处，我不由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三千年来，任何朝代都逃不开一个“治乱循环”的过程：首先是大治，随之就是大治带来人心纷乱、社会糜烂，然后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又收……一代代的中国人就在治乱中往复循环。就像《三国演义》所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感到不适应，尤其是知识分子会感受到不适应，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讲，我觉得大历史阶段的治乱循环、治乱平衡，在当下基本上是成功的，这里面应该给予很大的肯定。

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在这种治乱平衡中找到自己的舞台。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周期的话，这恐怕就是中国最大的周期罢！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场千年未遇之变局的话，那么这场变局中最激动人心的现象，就是“草根”崛起。

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为过去几代人，也将为未来几代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个沧海横流的年代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但也会激发起参与者身上最澎湃的志向，最天才的创造力和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而所有身处于中国并且为之努力的人们，他们改变了自身命运、家族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的前途与未来。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经过这么多灾难和磨难，但依然有无数的民营企业，从小小的草根能做到世界500强让世界不可小看的地步呢？一个最大的客观因素，就是量变引起质变，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向上的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堪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国度，其自身的稳定性就足以抵御绝大多数的外部风险。

所谓的超级国度并不是自卖自夸，挑逗民族情绪，我认为，超级国度的定义最起码有三个层面：超级市场、超级城市、超级企业。

1、超级市场

有一个投资人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2001年他去达沃斯参加会议，发现一个分会场中有个叫做马云的年轻人在主持沙龙，当时这个小伙子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气宇非凡，跟大家讲他伟大的梦想。

这个搞投资的朋友一看，一则其貌不扬，二则口气很大，三则所有的伟大设想全在一张嘴上，最后他说这种人符合了骗子的几乎所有特征，所以不仅他不投资，还劝身边的很多朋友说不能投资。没有想到他这一辈子看准了很多东西，就是在阿里巴巴的投资上看走眼了，一身“传销讲师气质”的马云终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我曾经写过一篇《马云丨大圣归来》，马云的成功除了个人特质外，最大的依仗就是中国这个超级市场，中国大企业多，小微企业更多，马云成功的关键，是找到了一个为这些草根企业服务的手段——互联网。通过互联网，马云基本上一夜之间就把成千上万的个体户全部整合在了一起，有了这个强大的支撑，马云攻城拔寨、一统中国市场、走向世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最近我出国比较多，明显地感觉到支付宝在全世界攻城拔寨，在日本，支付宝已经遍地开花，到欧洲去也是这样，这可和我们当年“MADEINCHINA”的小商品走出国门不同，这次走出去的是金融服务，是支付手段。

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中国的超级市场。

2、超级城市

如果说超级市场是抽象概念，那么超级城市就是市场的具象化。30年来，智纲智库参与了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国城市化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发展中心城市，第二是争夺世界级城市，到现在争夺世界级城市群。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到了3.0阶段，形成了三个世界级城市群，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一个是长三角城市群，一个是领导人亲自抓的，以雄安为抓手的整个环渤海城市群，再加一个的话，就是成渝城市群。在这个过程中最令人兴奋的、最充满激情、最有前景的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所以我们的企业家一定要高度关注粤港澳大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