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中共内部分裂动向持续出现，暗涌不断。贪腐根本不能清除、又面临内外危机的中共政权，到底能走多远再次成为一个热话题。近年从民间到官场，各种宗教信仰乃至风水之说吸引了无数追随者。美国之音说，这一切让中国实行无神论意识形态的执政党中共极为忧虑。而人们发现，在当下贸易战之下，中共强力维稳防风险，在意识形态方面动作却更趋加强，包括对宗教信仰更加强化镇压。
2019年3月5日，中共人大会议开幕，习近平出现在大屏幕，一脸严峻。
中共的忧虑也和中共高层贪腐、执政合法性相关。早几年英国《金融时报》驻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采访了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探讨中共高层贪腐、执政合法性等问题。随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中产阶级不满情绪蔓延，不仅是境外学者，就连党校内部也开始有人思考过去无人敢想的问题：中共的终结。
2013年9月，当时是原中共重量级人物薄熙来被判终身监禁前夕，《金融时报》撰文研讨中共专政还能持续多久。
英国《金融时报》驻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采访了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探讨中共高层贪腐、执政合法性等问题。随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中产阶级不满情绪蔓延，不仅是境外学者，就连党校内部也开始有人思考过去无人敢想的问题：中共的终结。
创建于1933年的中共中央党校，长期以来是中共培养干部，灌输马恩列斯毛，以及后来邓小平思想的基地。历任校长包括毛泽东，以及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和他的前任胡锦涛，可见受到重视的程度。
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飞速变化，中央党校的课程也开始引入经济学、法学、宗教、军事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等内容。
当被问到中共是否会崩溃的问题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央党校教授私下对《金融时报》记者说：“老实讲，这是个全中国人都在问的问题，但是却很难回答。”
即使是原教旨的毛派学者也承认，党内贪腐现象严重，已经成为可能“亡党亡国”的重症。
时任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福山说：“中国的现行政治模式难以维持，因为随着收入增加和中产阶级人数增加，新一代受到更好教育、更富有的人必然会有新的要求，比如要洁净的空气、清洁的水、安全的食品等等，而这些诉求并非依靠经济增长就能解决。”
支持专制主义的理论家经常用中国作为论据，认为可以不断适应变化和挑战的专制体制与传统意义上的专制体制不同，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系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原来也这样认为，但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他说：今日中国与晚清时期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末代王朝无异。
末代王朝的征兆包括：连共产党都不相信共产主义理论，贪腐深入政权骨髓，无力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民众普遍恐慌、不安、不满和无奈。末代征兆还表现在社会和民族矛盾日增，缺乏法制，统治阶级内部派系矛盾日增，税负日益沉重，贫富差距日益严重。
沈大伟指出，只需看看有多少中共干部都已经把子女后代和财产送往国外就可以了解中共高层对自己的制度有多少信心。他说：“这些人随时都可以出逃……他们还留在中国是为了在政权崩溃前榨取最后一元人民币。”
中共“太子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捷足先登赶上“出国潮”后大多学成回国。不过，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却千方百计将子女再送往美国。
港媒《争鸣》2017年4月号曾披露，据被列入中共防扩散的资料显示：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5人（包括已被开除的）、中央候补委员171名（包括已被开除的），其中至少有115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有子女在外国持有居留权或持有外国国籍。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161名（包括已开除的），其中有40多名常委有子女在外国持有居留权或持有外国国籍。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约两年前曾在《动向》杂志2016年11月号发表署名文章〈权贵高层隐藏着毒药政策〉，直指中共的权贵资本主义已进入官僚帝国主义阶段，其“对外征服经济扩张无能，就延续深化六十年国内殖民，对内经济扩张，以党治国体制作为政治空间的可能和限度，直到榨干骨髓”。
文章揭露，中共权贵高层隐藏着一个沉船计划。对内强拆、掠夺，对外撒钱讨好，勒紧全国人民的裤腰带，举全国之财力，全面援交外国，结友邦之欢好，是为权贵先准备好生活条件，搞好外交关系，建设新外国，然后好移民。原来是在用百姓的钱给自己铺后路。有人说他岂止绿卡这么简单，肯定已有一个“末日方舟”计划：该贿赂的国家已经贿赂了，该洗的钱早就洗好了，一旦那一天来临，立即激活档案自毁系统（全国联网）销毁所有危险的历史档案，然后整个家族从容撤至避难国，可保几代人平安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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