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禁区。把“六四”定为禁区，至少有一个前提——承认“六四”见不得人。我同意“见不得人”这个前提，无法同意把“六四”定为“禁区”这个结论。
“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六四”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
实际上，“六四”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制度。那就是领导一切的中共有权动用军警，对公民实施国家暴力镇压。在这个制度下，为维护合法权益而进行和平请愿的公民，必须是国家暴力镇压的对象。
自从“六四”到现在，中国人的集体维权行动，几乎没有不遭国家暴力镇压的。
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信仰权、言论权，集会结社权和游行示威权都被党国没收了。公民不得维权，维权必遭镇压。这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无法否认的常态。“顺党者昌逆党者亡”成为制度——“六四”制度，新时代治国理民的制度。我们正生活在“六四”制度之中。
研讨“六四”，就是观察我们自己的今天，思考我们孩子的明天，用不着求诸身外。
从“六四”走到今天，我们是这一段史实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也亲历和见证了“让有条件的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我们看到了，所谓“有条件的人”，就其主体而言，是顺党者昌的“自己人”——不全是，大体是。
我们见证了社会财富随时随地都在朝着“自己人”的方向急剧转移。各省各市各县，直到某些乡镇，奇迹般地纷纷出现了白手起家的千万亿万富豪，他们轻而易举一斧头，就能噼开高深莫测的贫富鸿沟。
我们都有资格见证：在社会财富这一历史性大转移过程中，与其说是“诚实劳动，勤奋工作，知识素养，守法经营，公平竞争······”起了多大作用，不如实事求是承认中国特色：最要命的是站队，是能不能被党承认为“自己人”。这才是最终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
“顺党者昌逆党者亡”，还可以进一步简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简简单单几个字，就把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全部融会贯通概括无遗了。这本来是毛泽东的初心，问题是毛做不到。喂胡萝卜，当然远不如让他们发大财；大棒的威力，肯定远远比不上坦克碾压加冲锋鎗扫射。一手“六四”，镇压异己，坦克加冲锋鎗；一手使自己人发大财，让社会财富潮水般地朝着“自己人”转移：两手铁硬，天下归心。有了毛这个打天下的第一代，加上邓这个坐天下的第二代，天下好像似乎应该大定了？
“顺党者昌逆党者亡”支配着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政府、军队、科技、宗教、艺术、生财、娱乐、教育、传播、监控······总而言之，一切领域都姓党。
与此相应，在高技术的监控下，“顺党者昌逆党者亡”的铁律，也就必然严严密密地支配着每个中国人的一生，支配他们的生老病死，富贵贫贱，祸福凶吉。大陆如此，香港也必须如此；不知道台湾人愿意不愿意如此。对未来的一代代新人，都应该从娃娃抓起，如法炮制，控制他们的灵魂。
简而言之，自由是没有的，人权是没有的；谁愿意昌，谁愿意亡，谁愿意做“六四”的受益者，谁愿意做“六四”的受害者，是顺，是逆，是你可以选择的；该昌，该亡，则必须请党决定。如此这般，人人应该能够各得安身立命之所，天下似乎真的应该大定了？
“六四"构筑了并且正在继续夯实着一个亘古未有的体系：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全民体系。“六四”使中国“崛起"，使中国有力量对普世价值宣战。这个体系拥有的当量，可以囊括十四亿生龙活虎的劳动力兼战斗力，大概能超过原子弹加机器人。中国的当量，中国的优势，正在与日俱增。
厘清“六四”事件的大脉络，肯定将大有助于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现状和前途。
因此，我赞成充分地无拘束地展开对“六四”的真相和影响及其未来的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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