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月四日被血腥镇压爱国学运30周年前夕，北京当局又开始加紧社会监控，特别是对“天安门母亲”群体人员的监控，防止她们与外界接触。
天安门母亲团体部分人员
“天安门母亲”是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群体，最多时，有200多人。她们旨在联络“六四”死难者的母亲，一起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运”，以及彻查及公布“六四”事件真相，向死难者家属道歉。
据香港电台报导，“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主要人员都受到当局监控，5月20日，今年底满83岁的丁子霖女士按当局要求离开北京，到家乡江苏无锡暂住，直至6月上旬才获准回到北京；在这段时间里，她的手机功能被限制，无法接听电话。
张先玲是另一名“天安门母亲”组织的发起人，她的寓所从5月15日起就被当局派人24小时“上岗”，她家的电梯口、楼梯口和寓所楼下都被人驻守。
“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尤维洁，5月20日早上亦被警察约谈。
早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期间，“天安门母亲”在网上再次发表祭文，并致中共领导人公开信，要求中共领导人为六四民运正名。
公开信说，六四学生和市民，只是为了反官倒、反腐败，却被中共扣上“动乱分子、反革命暴乱分子”的罪名；当时中共当权者放言“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调数十万野战军进京杀人放火；事后，中共却相互推诿，卑劣怯懦地编造历史。
公开信还指出：每年一到六四敏感时期，“天安门母亲”家门口就被人和车站岗放哨，不得随意外出和接待来客，即便被允许外出，也有警察（或便衣）、车辆相随。电话被窃听、电脑被骇。有的难属居室内外竟被安装监视器。有的难属不只一次被警方传唤、监视居住、刑事拘留、甚至上手铐关押到看守所。
公开信说，“天安门母亲”秉持“和平丶理性丶非暴力”的原则，从1995年起就每年向历届中共“两会”及中共国家领导人发公开信，提出“真相丶赔偿丶问责”的3项诉求，并还提出与中共政府平等对话，解决六四遗留问题。然而，挂号信年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更换来中共公安丶国安们更严厉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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