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在中国是个禁忌 但总有人会记得

　　北京——在中国，天安门大屠杀不会在任何教科书中出现，不会在任何电视频道播放，也不会有任何纪念碑。但30年过去了，那个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潜意识里依然栩栩如生。这是为什么呢？　　　

　　2019年3月，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亲属聚集在一起。

　　1994年该事件的五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不久，我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此后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这里，人们用两个简单的数字指代这一事件：“六四”，也就是1989年6月4日镇压发生的日子。前一天深夜和当天凌晨，政府的士兵开着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荷枪实弹地进入了北京市中心。他们的目标是天安门广场，和平的抗议者已占据广场近两个月了，表达出许多人对更加开放社会的希望。

　　从那以后，政府一直在想尽办法让“六四”这个日子不复存在。每年，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的一两个月里，政府会围捕异见人士，骚扰遇难者家属，让记者保持沉默，并派兵镇守街头。如果不得不解释其1989年立场的话，政府会争辩说，那些学生是激进分子，必须清除出场，所有暴力都是由他们或他们的保护者挑起的，他们袭击了士兵，烧毁了坦克，制造了混乱。

　　当然，这是一个典型的指责受害者的论点——几乎不可信，而且有点令人厌恶。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固定的说法。正如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在2014年发表的《失忆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这场大屠杀，在知道的人中，有些人认为那是令人遗憾、令人尴尬的异常情况——或许与一些美国人对1968年发生在南越美莱村的屠杀(the My Lai massacre)看法可能类似。

　　然而，人们对30年前北京那个晚上的记忆并没有消失。许多人感到愤慨：使用武装士兵是没有道理的，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会洗去那个鲁莽决定留下的污点，除非有某种形式的道歉或清算。

　　这种观点并不局限于少数异见人士或外国学者，想让中国难堪的人，或是那些不能让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人。那些认为靠武力来维持政权的政府不合法的中国民众，也在保持着天安门事件的记忆。

　　许多人在通过一种新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观点：非官方的历史。并非专业历史学家的人已经承担起责任，来保存这个国家的许多杀戮、饥荒、反抗和政府镇压的记忆——“六四”只是其中之一。这些人中有作家、电影制作人、诗人、艺术家、歌词作者，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社会的边缘创作，他们的作品出来后马上就被禁止，通常只能在国外展出或出版。还有些人没有完全离开主流，仍试图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想法，通常是通过社交媒体。

　　近年来，我写过一些这样的人，比如艺术家胡杰或学者艾晓明，他们制作了关于中国政治迫害的开拓性纪录片。其他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写关于政府征用农民土地，或中国受迫害的人权律师困难处境的文章，比如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和调查记者江雪。他们经常被删帖，被销号，但他们往往能设法建立新账号，继续传播他们的想法。

　　法国历史学家魏简(Sebastian Veg)在他的新书《民间：中国草根知识分子的兴起》(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中描述了这些21世纪的非专业活动人士。魏简展示了天安门事件如何导致了一个历史性的裂痕。在中国的各朝各代以及共产党执政的头40年，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义总是相对于国家的，虽然他们有时勇敢地反对国家，但总是以某种方式依存于国家。

　　民间历史学家没有那么精英主义。他们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或受益于独立的智库或资助者，他们写地方上的故事或特定主题的文章：农民工、毛泽东时代的受害者、宗教迫害的对象、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用已故作家王小波的话，他们写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有想法的人得益于技术的帮助。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说过一句有名的俏皮话：试图控制互联网就像试图“把果冻钉在墙上”，但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互联网。然而，技术在记忆的持久性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胡杰和艾晓明用数码电影摄像机拍摄纪录片，这种花销他们负担得起，数码文件还可以上传到网上。这些片子在中国也许被屏蔽了，但据信有数千万中国人使用VPN软件绕过政府的网络控制，看到他们拍的纪录片。

　　更简单的技术也非常有效。《记忆》是一本独立的历史杂志，它以地下出版物的现代形式，就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发表范围广泛的文章。每期的文章被整理成一个PDF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朋友和支持者。这些人再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之类的短信服务把文件转发出去。每期杂志都在海外网站上存档，中国国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VPN访问这些网站。

　　至于天安门事件，草根历史学家廖亦武刚刚用英文出版了一本采访集，书名是《子弹和鸦片：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的真实故事》(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这本书对我们如何看待“六四”提出了挑战。（我写了序言。）虽然抗议活动通常被描绘成浪漫的学子进行的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但廖亦武告诉人们，做出最大牺牲的是北京的工人阶级：为了保护学生及其代表的事业，工人们站到了坦克前。

　　上周五，总部位于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New Century Press)发表了以前未发表过的绝密文件，是中共在大屠杀两周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的记录。文件显示了高层官员怎样对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俯首帖耳，许诺支持他使用武力、罢免温和派领导人赵紫阳的决定。

　　历史也是用最细微的动作书写的。每年春天，我都会去北京西郊的八宝山公墓，向两名“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表示敬意：1989年6月3日至4日夜间被军队开枪打死的21岁的吴向东，以及六年后在悲痛中去世的父亲吴学汉。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我认识性格活泼的徐珏，她是向东的母亲、学汉的妻子。警察有时护送她去墓地，有时干脆试图阻止她前往。她通常会成功地来到墓地，并总会在她丈夫的墓前摆上27朵鲜花。

　　刻在学汉墓碑后面的四行诗像是一种密码，解释了他的死因和徐珏的习惯做法：

　　“八枝马蹄莲

　　九朵黄菊花

　　六枝白郁金香

　　四朵红玫瑰”

　　八、九、六、四。年、月、日。1989年6月4日。

　　两年前，徐珏因癌症去世，享年77岁。在她去世后的两年里，每年我都去了墓地，我觉得应该有人来摆花。每次，那27多花都已经摆好了，整整齐齐地绑在一起。有人记得。总会有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