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世界所熟知的香港，要死亡了吗？ ​

2015年7月11日，本文作者在香港的一场示威活动中。 KIN CHEUNG/ASSOCIATED PRESS

德国哥廷根——1989年6月4日，许多香港人在电视上惊恐地看着坦克开进北京天安门广场。几天前，他们中有100万人走上香港的街头，声援天安门广场上要求大陆当局允许更多自由和民主的内地抗议者。30年过去了，现在是香港在为民主价值观而战——实际上是为了它自身的政治生存而战，对抗北京的同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另一场进攻。

中国的司法系统以腐败闻名，而且往往是作为一个镇压的工具。新的引渡法可以用于镇压任何形式的政治反对或异议。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称，这是自1997年英国将其控制权移交给中国以来，香港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这项立法通过时——现在看来几乎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很快就会发生——将意味着世界所熟知的香港的死亡。

2014年时，21岁的我加入到香港亲民主雨伞运动的数万名抗议者之中。我们要求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在香港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然而，政府下令对我们使用催泪瓦斯；一些抗议者在黑暗的街角遭到毒打。可以说，经过两个多月的静坐之后，雨伞运动失败了：我们的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

但即使在那时，我也像现在一样相信，我们的抵抗不是徒劳的；参加集会者——其中许多是年轻人——的勇气和奉献给了我希望。现在依然是这样。

我在天安门大屠杀30年后的今天写这篇文章，因为随着中国政府在国内外变得越来越专制，我们需要记住、挖掘和复兴“六四”和“雨伞运动”的理想和精神。

2015年初，我和雨伞运动的几个朋友成立了香港本土民主前线(Hong Kong Indigenous)，这是一个活动团体，后来成为一个政党。我们的目的是捍卫香港现有的自由和法治，进一步建设民主制度，同时拯救香港独特的语言、文化和群体认同——我们认为政府正在不断地扼杀这些东西。

我们组织了很多集会，包括抗议来自大陆的大批水客，他们充斥在香港的街道上，大量购买婴儿配方奶粉和阿司匹林。2015年，中央政府改变了签证政策，限制了跨境访问，缓解了这个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胜利，因为它向我们展示出行动是可以带来结果的。

2016年初，我们为保护一年一度的旺角农历新年夜市（政府曾表示应该暂停）组织了一场和平的抗议，但在数百名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突然出现并进行挑衅后，和平抗议化为泡影。当局抓住了这个机会。

我们当中约有40人被控骚乱，违反了《公共秩序条例》(Public Order Order Ordinance)。该条例是英国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一项好久没有用过的、十分严厉的法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曾在2013年谴责过这项法律。

尽管如此，几周后，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毕业生、本土民主前线成员梁天琦(Edward Leung Tin-kei)参加了香港立法会补选，并且表现得很好。本土民主前线的政纲鼓励香港与中国保持距离，倡导香港的独特之处。随后，梁天琦准备参加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却被取消了参选资格，理由是他在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观念上似乎不够坚定（尽管他已在表明相反态度的必要表格上签了名）。

本土民主前线将转而支持另一个本土派政党，该党推出了两名候选人。两人都赢了，但随后也都被取消了资格。我们的公民权利遭到了剥夺。

但北京—香港政府轴心并未就此止步。

梁天琦和我有一个相互的理解：我们中有一人会留下来，在香港的法庭上与对我们的骚乱指控作斗争；另一人则会逃走，从外部为香港作斗争。对我们两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痛苦的选择。梁天琦从海外飞回香港接受审理。我和另一位本土民主前线成员李东升(Alan Li Tung-sing)于2017年11月来到德国，并于2018年5月获得了难民身份。

去年6月，梁天琦被判处六年监禁。另有大约20名抗议者被判刑，他们中有多人被判处三年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今年4月，雨伞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备受尊敬的大学教授戴耀廷(Benny Tai Yiu-Ting)和陈健民(Chan Kin-man)，也因2014年的抗议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现在，引渡法即将获得通过。

2016年时，一个热门话题是2047年后香港会发生什么，那是香港失去目前拥有的特殊地位的一年。我们当中有些人那时认为，会根据《基本法》举行决定香港未来的公投，甚至可能实现香港从中国独立出去。北京自那以后的行动表明，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今天，我支持释放政治犯，全面恢复已受香港现行法律保护的自由。

60年前，达赖喇嘛为躲避中国共产党的迫害逃离西藏。30年前，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中国学生逃离了大陆。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逃离了香港。

中国政府一直在镇压，但人民一直在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