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是坚持自由、民主、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全球合作等价值观，将竞争与合作结合起来，并用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
苏联的消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子。“反恐战争”是一个不足以填补的接替者。但中国符合所有条件。对美国而言，中国能够成为很多美国人需要的那个意识形态、军事和经济对手。终于出现了一个值得一较高下的对手。这是我从今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Bilderberg Meeting)得出的主要结论。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组织性原则。
这是不是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的组织性原则，没那么重要。这位美国总统天生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其他人提供框架和实施细节。目标是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手段是控制中国，或者与中国脱钩。任何相信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经济全球化、甚至和谐的国际关系能够在这场冲突中幸存的人，都是被迷惑了。
中国上周日针对此次经贸摩擦发布的令人诧异的白皮书就是证明。让我感到郁闷的事实是，在许多要点上，中国的立场都是正确的。美方对双边贸易失衡的专注体现了其经济学上的无知。认为知识产权盗窃对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害的看法值得怀疑。关于中国严重违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所作承诺的说法，是严重夸大。
当川普政府采取的几乎所有贸易政策行动都在违反WTO规则时，指责中国“作弊”是虚伪的。川普政府决意要摧毁这一争端解决机制，相当于承认了自己违反WTO规则的事实。美国对华的谈判立场是“强权即公理”。在坚持要求中国接受美国同时充当协议的法官、陪审团和执行人角色方面尤为如此。
围绕开放市场的条件或知识产权保护的纠纷，可以通过认真协商解决。这样的解决方案甚至可以帮助中国，因为它将减轻国家干预的程度，推动市场化改革。但这些问题如今存在太多争议，以至于无法达成这样一个解决方案。这部分是因为谈判在双方相互指责中破裂。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本身日益就是否值得与中国的政府主导的经济进行融合展开争论。对华为(Huawei)的担忧集中在国家安全和科技自主方面。自由商贸越来越被视为“与敌人做交易”。
一种将对华关系定义为零和冲突的框架正在形成。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近来发表的一些言论令人深思（冷战时期的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担任这一职务）。斯金纳表示，与北京的较量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她还说，这将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她忘记了美国与日本的战争。但关键问题在于她将之定义为一场文明与种族之战，因而是一场无法化解的冲突。这不可能是偶然事件。她也没有被停职。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场围绕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冲突。强调前者的人士指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言论、以及共产党进一步被强化的角色。强调后者的人士指向中国不断崛起的经济实力。这两种看法都指向无休止的冲突。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发展。尤其是，它将日益迫使其他所有国家选边站，或努力争取中立。但它不仅仅事关重大，而且还危险。它有可能毫无缘由地将一种可控（尽管棘手）的关系转变为一场全面的冲突。
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不像苏联那样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蛊惑民心的右翼政客危险得多。阻止中国经济和科技崛起的努力几乎一定会失败。更糟的是，这样做将激起中国人民深深的敌意。因为长远来看，一个日益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民族对主导自身命运的需求，仍将压倒一切。但如果中国自然的崛起受到威胁，实现这一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此外，西方的弊病也并非由中国崛起引发。西方的弊病更多地是反映了西方国内精英的冷漠和无能。被视为盗窃知识产权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崛起中的经济体为掌握最新科技而进行的必然尝试。最重要的是，企图维持仅占全球人口4%的人对其他所有人的支配，是不合理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要接受中国的所有言行。相反，西方与中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是坚持自由、民主、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以及全球合作等永恒价值观。这些理念过去曾在世界各地为美国赢得了众多支持者。时至今日，它们仍吸引着许多中国人。在合作至关重要的领域，如保护自然环境、商业与和平，在与崛起的中国合作时，高举这些理念、甚至更强有力地坚守这些理念是完全可能的。
正确的道路是将竞争与合作结合起来。这种应对中国崛起的方式，必须包括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密切合作，以及用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当前乱局的悲剧之处在于川普政府同时三面出击：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挑起冲突，攻击美国盟友，摧毁支撑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的机构。今天对中国的攻击是在错误的领域、以错误的方式发起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可悲，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处境。
作者：马丁•沃尔夫，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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