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8月，我前赴加拿大探望早已移居该处的父母，也是暂时远离纷扰的香港，令绷紧了的精神状态得以放松一下。个人至今倒未持有外国居留权。
近日在朋友圈内广泛流传的，除了反送中运动中警察的种种暴行，还有林林总总关于移民计划的讨论。过去十多年香港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台南和马来西亚的槟城，均成为香港人投奔的热门地点；但近日新加坡、新西兰、日本和欧洲诸国，也相继成为被炒热的对象。对哪里的居住环境较佳、居留自由度较大、移民成本较低等等，朋友们皆如数家珍，好不热闹。
假如1997年是香港移民潮的高峯，2019年大概会是一个移民暴，规模比22年前还要来得壮观。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马（Paul Romer）曾提出"特区市"（Charter City）的概念，建议划出一些原来没有人居住的地区，建立规章制度迥异的全新城市。不同地区的人民则可自发搬到这些城市，自愿参与新制度创建的实验。此举将能借助特区市作为试点，在小范围逐步引入新的发展模式。毋庸多言，香港、深圳和新加坡正是特区市的典型。
显而易见，特区市的主要优点是吸引人才汇聚，共同推动创新的社会实验，若然成功，甚至有力打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蹟；但作为铜币的另一面，则一旦制度创建的实验失败，早前的自愿进驻者同样会自动离场，人才星散乃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对当权者来说，强化这种"劣币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可能是最乐见的结果；但对普罗市民来说，这代表着对未来已不再存任何希望，香港可能已届生死存亡的临界点。
早年香港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老一辈均视香港为人生中转站，暂时解决温饱问题的栖身之地，并无对香港建立深厚的归属感；近年中港矛盾大大加剧，新一代的本土意识迅速提升，对香港的身份文化认同亦迅速加强——问题却在于：当一轮风风火火的政治运动过后，新一代又是否真正愿意留下来，共同为这座危城的残局作出承担？
香港人最终会否选择移民？这原是一个相当个人化的抉择，涉及政治以外的众多社会经济、文化以至家庭因素，各有前因，难以一概而论；但当一个城市出现移民潮甚或移民暴，则它便大大超出个人和家庭层面，便构成了重要的正面或负面政治效果，影响到一个城市的未来走向。
假如香港人大举"外逃"，固然意谓着人才和经济资源的流失，尤其是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将是较易取得外国居留权的一群，而遗下的则是无力移民的基层市民。但更加关键的问题是，香港人选择"用脚投票"，对香港的长远未来报以不信任，亦意谓对社会政治发展欠缺承担，不再愿意为香港前途尽一分力。长远来说，这是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沉重打击。
而作为铜币的另一面，在中年一代更倾向移民之余，年轻一代或更愿意留港发展，同时培养出长期和持续抗争的素质，逐步在政治挫败中学习和成长，不再奢望民主运动一蹴而就，反而学懂与专制威权进行更持久的角力。如此香港人的政治参与水平或会有所提升，民主运动能建立更稳固的基础，亦未可料。但愿这不单单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
事实上，当人们常把反送中运动，说成是end game、最后一战，这种"没有明天"式的决战思维，正好构成香港挥之不去的"政治心魔"。每一代人都只看当下处境，高喊"捨我其谁为我城"，却总看不见其他国家争取民主，几乎无一例外要经数代人的接力，历时数十年的坚毅不挠，前赴后继。每当大型运动退潮或被封杀，香港人便急于移民他方，试问又怎可能累积民间动员的成果？（作者为香港理大社会科学系讲师 邹崇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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