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989年5月19日，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是凌晨5点，疲惫不堪的赵紫阳手拿一只扩音器，对学生示威者讲话，他们中有数千人已绝食抗议至第7天。“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
赵紫阳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已经计划命令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为避免灾难发生，他恳求学生们放弃绝食。“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嘛，”他说，“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
次日，北京宣布实施戒严，赵紫阳被软禁。15天后，人民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场惨案。赵紫阳于2005年去世。他政治生涯的显赫功绩在中国内部被擦除，他的名字被从公共记录中删掉，他的面孔被从照片中抹去。
在1989年示威活动最有力的时刻，各个阶层的人汇聚到了一起，其中有工厂工人、官方媒体、北京警察、大学和高中生、爷爷奶奶、教授和艺术家。摇滚音乐会响彻整个夜晚。新竖起的民主女神雕像旁设立了一所免费授课的民主大学。北京市民给示威者送水送食物，学生领袖维持治安，组织后勤、公共空间的维护和清洁。能提供历史背景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来到天安门广场，就策略、安全和未来规划提供建议。
本质上讲，1989年的示威活动是一项自治实验，因为学生们明白，他们反抗的方式本身就代表着他们的诉求。
1989年6月3日晚，刘晓波及其他三名知识分子在抗议者和部队之间来回奔波，奋力通过谈判以求确保数千名在天安门广场上坚持的大学生的安全。没有他们的英勇干预，等待抗议者的无疑将是毁灭。刘晓波永远无法忘怀广场上的那些日日夜夜。他的《零八宪章》要求政府遵守自身的宪法。他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在漫长的监狱服刑期间去世。
在没有代议制政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合法性在于，在人民认可的情况下，本着国家的最大利益行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共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跨越阶级和政治界线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现在不是1989年，香港也不是北京，但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再次面临着中国军事镇压的危险。亲北京的政客不负责任地将示威者比作恐怖分子。年轻人对与他们的宪法权利不可分割的经济未来极度担忧，他们正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香港的抗议者需要有说服力，需要保持灵活与团结，应该明白自己不可能靠蛮力取胜。他们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市民，让他们来支持一个具体的、可实现的目标。他们的微妙处境需要用谋略来应对。这个地区是中国自身与中国势力范围之间的过渡地带，而这里的人也体现了华人世界的复杂性、断裂性和变革性的变化。一个政治上自由的香港可以让各方受益，前提是那些能影响北京的人可以阐明这一角色以及由此带来的益处。
国际社会则另有任务。呼吁香港独立或进一步煽动这种言论只会适得其反。但是，我们应该立即在我们自己的街头支持他们的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以及拥有独立司法的权利，这些权利不应受到威胁，它们受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签署的回归协议保护。香港是作为一个殖民地被交出和收回的，意味着这一过程并没有尊重其居民的意愿。然而如果没有这些权利，香港居民就算只是试着去讨论和创造一个公正、稳定的未来，都将付出可怕的代价。
中国对媒体的严格审查和控制，使得大陆新闻网站可以传播这样一种错误的说法，即香港市民正被外国控制的流氓团伙和第五势力围困。这是一种危险而恶毒的谎言，一再被军事大国用来作为暴力干预的借口。
中国的语言、诗学和哲学是在香港的灵魂之中的。香港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它该如何在既不危害中国又不被中国危害的情况下维持？香港——以及英国和中国承诺的独立政治和法律制度——如何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全球秩序中生存下来？
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大家。不正当的权力完全依靠武力。中国是一个复杂而有影响力的国家，但卫星图像显示，它在距离香港几英里的地方集结了100多辆装甲运兵车，仿佛武力是它唯一熟悉的政治。
自香港回归以来，中国的崛起引人注目。连接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基础设施非常深厚。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大湾区项目有望完成，香港亦将成为包括澳门、深圳、广州和其他7个中国城市在内的一座超级都市区的一部分，这些城市将拥有7000万人口，生产中国37%的出口。大湾区与“一国两制”的原则似乎并不相容。未来需要有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尊重香港独有的微妙身份。150多年的历史证明，维护香港的经济安全和宪法权利，又不对中国的制度构成威胁，是可能的。
1989年，北京的抗议者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这是来自过去的警告，是在恳求不要再一次失败。30年来，中国一直严格审查所有提及1989年天安门示威和屠杀的内容。政府继续逮捕和拘押死者的年迈父母。即使是现在，这些年事已高、身体虚弱的父母们还在缅怀他们去世的孩子，并表示抗议。
赵紫阳在没有被指控犯罪的情况下，被软禁了近16年。在他的秘密日记中，他开始相信维护新闻自由和独立司法以及其他改革的必要性。他提倡的不仅是对国家的爱——中国的文化和影响力、中国的力量和灵活——而且是对中国人民的爱，他们是中国最宝贵的资产。
2005年赵紫阳去世时，他的死讯在中国受到审查；但在香港，15000人用一场烛光守夜向他致敬。香港忠实地记住了中国不允许自己哀悼的事情。如今它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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