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议者中，出现了最令人齿冷的群体

       9月初的这几天，本是全世界学生收起一暑假的心思，回到课桌前安静读书的日子。

　　唯独在香港，乱港分子生怕事态逐渐平复，遂叫嚷“勿放弃抗争”，在8日、9日煽动香港大学、专科甚至中学学生在校门口拉人链，抗议已经被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的“修例”，要求特区政府回应所谓“五大诉求”。

　　在人链当中，出现了最不应该出现的人群——台湾杀人案遇害女生潘晓颖母校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学生及校友。

　　一些脸上还挂着学生眼镜的女孩子，身着校服，举着“民主不死，自由永存”的标语，与“黑衣人”一道组成人链，一些学生还带着贴有反港警纸张的保温杯。这样的现场图片出现在了不少乱港媒体的页面上，本是为香港不再出现潘晓颖悲剧而提出的修例，潘晓颖的同窗却出来反修例，对这些乱港媒体来说，是多么好的宣传符号。

　　一声叹息！

　　修例缘起

　　一切缘起于一桩一死两命的残忍凶案。

　　2018年2月，正值情人节前夕，20岁的香港青年陈同佳与21岁的女友潘晓颖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浪漫之旅。

　　两人原打算2月17日返回香港，但最后的结局却是，陈同佳犯下凶案后，独自一人潜逃回港。

　　盛怒之下，陈同佳抓起潘晓颖的头发，将其按在地上勒死。

　　杀人后，他把潘晓颖的尸体装入到新买的粉色行李箱中，并把她的个人物品分装到4个袋子里，然后继续倒头大睡。直至早上7点，他才把那4个袋子扔进酒店附近的垃圾箱里，随后又坐了16站的地铁，将尸体丢在一个公园的草丛中。

　　2018年3月13日，香港警方以谋杀案罪名拘捕陈同佳。

　　然而，由于香港和台湾没有签引渡协议，而案发地点又在台湾，所以在后来正式的审判中，他不能以谋杀罪被起诉。

　　同样地，尽管台湾士林地检署于去年12月正式对陈同佳发布通缉，台当局也曾三次联系香港政府，要求讨论如何引渡陈同佳，但始终无法将陈同佳送回台湾受审。

　　最终，陈同佳被指控“洗黑钱”等罪名，罪行包括盗取潘晓颖现金、银行存款、手机等，但只被判处了29个月的监禁。

　　而考虑到陈同佳在等待审判期间已被关押13个月，再加上服刑期间若表现良好，可在刑期2/3时获得假释。

　　所以，魔幻又现实的是，陈同佳很可能10月份就要出狱了。

　　名校蒙羞

　　“反修例”示威爆发不久后，潘晓颖的父母就曾致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始终对女儿遇害一事无法释怀，恳请林郑在修例引发争议后，考虑各种“过去存在客观限制不可行”的方法，尽力为女儿讨回公道。

　　然而，今年5月，潘晓颖母校圣士提反两名现职教师和两名校友联署反对修例，批评特区政府“假借公义之名，强行修例”。

　　同样在9月9日，有乱港媒体引用现场搭人链的学生话称，特区政府帮助潘晓颖伸冤是“借口”，实际是想推行“送中”，是另有目的。

　　不知道乱港媒体的报道有多点真实成分，不敢孩子们会对自己的同窗如此冰冷，不能想象这么政治化的语言会出自稚气未脱的中学生之口，亦不清楚这些戴着口罩举着标语的口口声声“反送中”的学生知不知道，自己身后的学校校徽，意味着什么。

　　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是英国海外传道会在港英时期创办的一所百年名校，校史名人辈出，范徐丽泰、叶刘淑仪及女星吴君如都是校友，作家萧红亦有一半骨灰葬于校内。悠久的历史，令学生对学校有很强的归属感。

　　其校徽设计时，适逢中华民国成立，因此设计者在校徽中除安排了马耳他十字架、伯利恒之星等宗教元素之外，也采纳民国国旗中象征中华民族的红黄蓝白黑五种色彩，象征学校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这个校徽一直沿用至今。

　　1941年，日军入侵香港，在圣士提反女子学校的姐妹学校——圣士提反书院制造惨案，并将女子学校校舍占作战地医院，后又改造成施行文化侵略的“东亚学院”，由日本(专题)籍讲师教授一年制的日语课。

　　师生不堪受辱，一部分返回内地，以不同方式为国家服务：有的从事救援工作，有的参与红十字会和医院工作；一部分留在香港，坚持为香港市民提供医疗救护服务，为身处战俘营的教职员偷偷运送包裹和消息。

　　林准祥先生所撰《战后的一封信——纪念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创校110周年》一文中写到，圣士提反学费高昂，子弟多出身富裕家庭，国内教育界人士曾担心学生们撤到内地以后能不能习惯，尤其在重庆的学生每天只有两碗米饭一碗咸菜，国语课程对只懂粤语的学生来说也是重新学习的开始，尤其是与在香港的家人断了联系，然而事实证明，大部分香港学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屎事”，他们都能度过那段岁月。

　　香港光复后，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复校的圣士提反还曾数次为内地遭受自然灾害的民众捐款。

　　一声叹息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所曾经与家国共荣辱，校徽至今仍留有中华民族印记的百年名校，是怎么搞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这跟香港教育界近年来的整体氛围脱不开干系。

　　根据媒体报道，香港高中通识科推行10年，被反对派绑架，教材渲染“毒素”，灌输“抗争”、仇警、鼓吹“占中”、歪曲事实、美化违法。

　　通识科教学弹性大，教师可凭“专业”选择或编写教材，一些别有用心的通识科教师像携带病毒的感染者一样，对年轻一代尽可能的“言传身教”，将病毒传给下一代。

　　今年7月流传的圣士提反书院一张通识科考卷中，漫画指向“占中”事件，港警被描绘成面目可憎的形象，七手八脚将高呼“占路不是罪”的示威者抬走，却对示威者的违法行为只字不提。

　　香港资深评论员何亮亮日前撰文分析，从2012年以来，香港的反政府社会运动基本都以中学生打头阵，这在世界范围都是极罕见的。

　　何亮亮认为，本应在课堂里好好读书的学生成为街头暴乱小将，是他们身后的老师和家长洗脑的结果。他曾目睹一位年轻的母亲，手指墙上贴着的反政府标语，对两个年幼的孩子说：“差人（警察）很坏的，专门打后生仔女。”两个孩子表情茫然。也曾经看到两个稚气未脱的女学生在张贴包含极强烈意识形态斗争字眼的标语，但实在不确定她们是否明白标语的意思。

　　香港的青少年大部分在学校和家庭都没有受到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系统教育，不知中国的含义，却又被煽动“反中”。其中一些青少年在平时的手机通信和社交媒体的互动中，甚至将中国称为“支那”，将警察称为“黑警”或“警狗”。这是香港的“颜色革命”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特点。

　　子不教，父之过。香港青少年问题根子在家庭与学校。“少年残则香港残”，一些青少年在茫然中参与暴力抗议活动，他们的未来将走向哪里？

　　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