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来，关于中国大陆人对香港抗议者破口大骂的报道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安。这些北京权威的主动维护者出现在澳大利亚，用普通话辱骂一群香港支持者的母亲。在加拿大，开着法拉利和阿斯顿马丁跑车“展示实力”的大陆学生嘲笑香港人穷，还附上一句脏话。
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大陆人，这些报道令我感到震惊。要说明的是，我所遇到的中国留学生和这些抗议者完全不同；看到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拿着一块牌子，告诉伦敦的香港同情者在他们的“主人”面前“跪下”，我感到既难过又恐惧。（他还使用了更为不堪的语言。）
但看到这些报道时，我想上一次回上海过暑期的情形。在家里，我晚上和母亲一起看电视。晚上7点至10点，只有两个选择：美食节目或中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们常常选择后者，所以我们晚上都在看衣冠楚楚的共产党每次智胜日本侵略者。“如果他们一直都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一打就赢，”我母亲有回说道，“那仗怎么还打了八年？”
我琢磨着以前看的东西和目前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节目塑造了一代人，它们旨在把我们为今天的繁荣付出的生命代价转化为民族主义热情，传递我们应该对日本和其他国家感到愤怒的信息，同时坚信中国当前所走的道路。
关于中国的爱国主义，首先要注意的是它诞生于战争期间。不同于在民主国家，人民投票选举领导人，中国共产党起初是在抗日战争后获得了合法性。也就是说，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我国宪法的序言所指出的那样。因此，爱国家就意味着爱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首著名的红歌唱道。
它也诞生于耻辱之中。从小到大，我们了解到清政府如此软弱无能，在19世纪与西方和日本殖民者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我们了解到，即使在1911年封建帝制瓦解之后，新的军阀政府仍然腐败到让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领了山东省。我们得知数百万同胞在中日战争中丧生。我们把1937至1938年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融为了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在还没大到足以理解应该吸收的信息之前，我们便已沉浸在这些信息中。今天，回想起我头一回在大银幕上看到裸体女人，是来自作为我们课程里必修部分的一部爱国电影《红樱桃》，这几乎有些可笑。在其中一幕，一名中国少女被迫裸体走在餐桌上，向一群德国军官展示她背上巨大的纳粹文身。回想起来，这是一部不错的反战电影，但我那时只是个小学生。和同学们坐在电影院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纳粹。我所记得的是，看到那个女孩裸露的身体，我很震惊，后来，我又看到另一个女孩试图烧伤自己，去除一个类似的文身。
在其他电影中，我们看到著名的共产党英雄——14岁的刘胡兰勇敢地走向切饲料的铡刀，拒绝苟且偷生，出卖村里的其他党员。我们目睹中国人被日本人用私刑处死、强奸和活埋，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行刑前还在高喊爱国口号。当我们从电影院回到学校时，老师要求我们学习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
经过多年教育培养，每个中国人都有了一堆集体敌人：西方国家和日本。任何明智的成年人都不会愚蠢到接受这种完全非黑即白的观点。但是，当涉及民族主义情绪时，敌对心态仍然可以压倒我们。
例如，对许多大陆人来说，最近在香港发生的抗议让他们回想起中华帝国最衰弱时期的耻辱记忆。当我看到香港抗议者在立法会悬挂英国殖民旗帜的照片时，我甚至能感受到怒火从心底冒出。第二天，我碰巧和一位几天前还在转发同情抗议者帖子的中国朋友聊天。“他们那么想讨好前殖民者，就让他们去吧，”她说。
当更多香港抗议活动的暴力图片充斥中国社交媒体时，我在上海与一位老朋友共进晚餐，他是一位在中国和美国都接受过培训的顾问。“如果不是美国一手策划的，这些抗议活动怎么可能组织得这么好？”他问我。我想，这话的逻辑不对。香港的抗议活动是一场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的无领袖运动。但我不想这么说，因为我不想吵架。
我们当然应该记住自己的历史。但当我试图理解我在中国的朋友，以及那些可怕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者时，我想到，我们殖民时代的历史教训已经演变成对不同于北京的声音的镇压。我们过去曾是受害者，所以现在，中国人必须“一条心”和“一个信念”。我们必须都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反抗共同敌人阻挠的国家，任何批评政府政策或质疑政府说法的人都“不是中国人”，是外国势力的“走狗”。
我们被困在这种花言巧语中。没有人想显得不爱国，所以在中国日益紧张的政治气候下，温和的爱国主义被压制，极端的爱国主义正在成为最响亮的声音，如果不是唯一的声音。
我们大多数人都爱我们的国家。这几乎是一种本能，就像我们对亲人的依恋一样。也许更大的问题是如何使爱国主义成为一种教育，而不是灌输。这对每个国家都是一种教训，不仅仅是对中国。如果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是为了权力永久化，为了控制人民，让他们为潜在的冲突和战争做好准备，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举着一个牌子，让另一个人在他的主子面前跪下。
（钱佳楠 上海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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