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香港，想知道这是不是世界末日的感觉

11月15日，香港浸会大学外的一条街道。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房间里的灯都已熄灭，秋风从窗外吹进来。这是香港最让我喜欢的季节，天气终于凉快到可以不用空调了。我在听朋友送我的冥想音乐，来缓解我的顽固性失眠。我的伴侣没有入睡，他正弓着身子坐在桌前，为当地一家媒体发推更新消息，桌上还有一大罐啤酒。

我查看手机，看看前室友是否回复了我的短信。他开车去接抗议者了，我已经两个小时没他的消息了。几周前，我关掉了手机的通知功能，因为新闻提醒开始在我的梦中出现。一个梦中提醒是，我正坐地铁前往一个集会地点，突然一个声音宣布，下一站是中国。

那天是11月17日，警察在香港理工大学围捕学生，并威胁说，如果占领校园的抗议者不离开的话，他们将使用致命武力。但那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夜晚。一些整天都在外边的抗议者被困在街头，试图找到能避免逮捕的回家之路。我们所有人都在全力解决焦虑问题。我们屏住呼吸，祈祷这不会变成一场残暴的镇压。如果几个月前有人这么说的话，我会嘲笑他们过分夸张。

而现在我们醒来后看到是这样的新闻标题：

《在示威冲突中坠楼的香港大学生离世》

《视频显示香港警察在冲突中向抗议者开枪》

《大学校园成香港抗议最新阵地》

11月17日，抗议者和防暴警察在香港理工大学外发生冲突。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有时我的电话响起，那是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报道抗议活动时受伤。有时我听说，一名高中同学在前一天晚上被逮捕了。有时，你获悉一名年仅22岁的人已经去世。

有好消息的时候，没人知道如何反应。有位艺术家朋友正在一家花店举办一场神奇的个展，所得收入将捐给一个为被捕的抗议者设立的基金。她满口歉意，对她所谓“自私的成就”感到羞愧。我的伴侣正在为他从法学院毕业后寻找就业机会做准备。亲密的朋友正在筹划他们的婚礼（新郎对我说，那些在婚礼当天提政治的客人将被赶出去）。我自豪，我高兴，我说恭喜你们，但说这话让我感到不对劲。我很难在笑的时候不感到内疚；庆祝活动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我们在街头冲突的间隙找到片刻的安宁。有时我们去看电影，买了太多的爆米花。有时我们与了解我们的朋友一起晚餐，但不会把吃的东西的照片发到网上去。当我们偶尔能在一整天里不感到被压垮时，这种时光好像是偷来的。当你不知道自己的城市是否有未来时，做任何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试着写作，但感觉语言不够用。

尽管如此，生活仍在继续。这是一种不情愿的，但有时受欢迎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让人不至于着了魔似地盯着Twitter和连轴转的新闻。让人不至于身陷某种黑暗时间线版本的香港：学生们被困在被警察包围的大学校园里，给他们的亲人发短信，以防万一他们死在那里；立法者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袭击；商店被迫关门，空气刺鼻，到处在燃烧。

人们通常说抑郁就是没有希望或者没有活力，但我更多是把它与一种不安、一种无法感到平静的状态联系起来。当你穿着毛茸茸的睡衣躺在沙发上看Netflix，手里拿着一杯热茶时，你会想，也许问题在于太少出门。当你匆匆穿上牛仔裤，直奔酒吧，喝了半杯后，你又想跑回家。这样的事情重复了几次后，你才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你呆在哪里。

我看着我的朋友们，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抑郁。我看着香港，想知道这是不是世界末日的感觉。

患上抑郁似乎是个小代价。对于如此多被捕和受伤的抗议者，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在这过去几个月里，我和一些人交谈过，他们对被捕的可能性漠不关心，说起它就好像只是早晚的事。另一些人被6月最初的游行所感动，后来抗议甫一变成“暴力”，便又决定终究不是自己的战斗，于是径直回去继续生活参加游船派对。我两者都不是。我既没有勇敢到为这场运动献身，也没有超然到不在乎。我所能做的，只是希望不会在直播中看到我的朋友遭到殴打或被按在墙上。

我不知道如何继续注视，但我知道我们不能把目光移开。

那是一个周六的午夜过后，在我居住的安静社区的某个地方，一群说着外语的人挤满街道，有说有笑。我感到一阵怨恨：难道他们不知道外面有一场革命吗？我不能叫警察；除了香港的精英阶层，没有人足够信任警察，会再去找他们。我的伴侣把头伸出窗外，用法语大声喊出我认为是不敬的话。他已经久不练习，但还记得高中时学的一些短语。它确实有效：噪音几乎立刻就消失了。

在作者居住的上环社区，表面上的生活是平静的。 THOMAS PETER/REUTERS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上环是个法租界，这里住着好多外籍人士。我突然产生了学法语的愿望，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第三种语言交谈了。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谬。我的朋友们一直在上自卫课程，以保护自己免受暴徒和警察的伤害，而我想学法语?

几周前，有一篇吸引了上千条评论的Facebook帖子，香港人思索了当这一切结束，假如香港“光复”后，他们要做什么。一些人说，他们会开一家饮茶的餐馆。一个朋友说她想当老师。一位著名的学生领袖表示，她将在国际法庭上代表香港，并在询问国籍的栏目中写上“香港”。我想学法语。

那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一名美国记者曾问我，如果这种状况持续30年呢？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结果。如果我们停止抵抗，这就是我们将要生活的世界。

怎么已经是11月了？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在我脑子里都变成了一堆有毒的粘液。5月，我参加了创伤写作课程。我写了我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我的家人、我的精神健康。但这些在纸上都毫无意义。我读了莉迪娅·尤卡维奇(Lidia Yuknavitch)的《似水年华》(The Chronology of Water)、梅丽莎·菲博斯(Melissa Febos)、T·基拉·马登(T Kira Madden)，还有一篇关于橙剂（Agent Orange，一种落叶剂）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因在越战期间使用的化学物质二恶英导致身体先天缺陷的作家。我从未听说过二恶英，但现在香港的每个人都听说过，因为一名一直在直播抗议活动的本地记者患上了氯痤疮（体内存在高浓度二恶英的表征——译注），可能是因为长期接触催泪瓦斯。警方已经发射了数千罐催泪瓦斯，空气和水中都有化学残留物，健康后果仍是未知之数。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创伤，如今就在咫尺之遥的地方出现在许多人身上。

我的写作老师问我为什么还没能完成论文。我想这是因为我试图假装存在一个连贯的叙述。因为只有结束的时候，我才能给这些作品一个收尾，但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我。她给我看多线索交织的散文(braided essay)，即使没有年代顺序或完整性，这些散乱的片段仍然能汇在一起。创伤并不一定要结束才能给故事加上句号。它甚至不需要有意义。

所以，在它开始半年后，我写下了这个远未结束的创伤。

10月，我参加了一场游行，此前政府调用紧急状态法，禁止蒙面，防止抗议者藏匿身份。天下着雨，我的脚在阿迪达斯鞋里很难受。我站在湾仔的街道上，周围只有几个游行者，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要飞奔一次，躲避防暴警察。我想回家，但留了下来，假装自己对这场运动并非毫无价值。记者们靠饭团和三小时的睡眠过活；抗议者牺牲了他们的人际关系、健康和未来。而我——一看到警察，我的心跳就快爆表了。

我躲进一家艺术书店坐下，周围是成箱的黑胶唱片和昂贵的摄影书籍。再次出门时，店里的女孩告诉我要注意安全。她认为我很勇敢，但我不配。我一直没有参加示威活动，因为我有髋关节畸形，一个小时的步行足以让我好几天动弹不得。如果和警察发生冲突，我知道我跑不了。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但也许我只是个胆小鬼。更糟糕的是：一个不敢承认自己是胆小鬼的人。大多数时候，我只是一个键盘侠，但我想假装我还在战斗。我们所有人多少都有点怯懦。我们中的一些人承认这一点。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负罪感。

我采访的一名抗议者告诉我，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她差点因为给其他示威者买水而破产。现在她经济独立了，可以做更多事情。与那些抗议的学生相比，她没什么损失。当更多的前线人员被捕时，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挺身而出。她不想离开香港；她担心香港会落入那些不关心政治的“香港猪”手里。有时她很害怕；她曾多次被人从防暴警察手中救出，她说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勇士。我不知道。我觉得她也是真正的勇士。

“你觉得有一天，你会觉得自己已经做了足够多，不再感到内疚吗？”我问。

她只犹豫了一秒钟。“不会。”

我得知了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约会的消息。他和他的银发伴侣手牵手在红地毯上摆姿势拍照，这让我几乎停止跳动的心感到温暖。如果基努不再伤心了，我们其他人肯定还有希望吧？我转向旁边的同事，正准备告诉她这件事的时候，我看到她皱着眉头看着电脑屏幕。她正在看新闻。我转回我的办公桌。在革命面前，一切都太微不足道了。

我们很容易找到悼念一个人的话：我们怀念他们的个性，我们讲他们的趣事，我们为再也接不到他们的电话而痛苦。失去一座城市的感觉却更加难以捉摸。当我看到又一城——高中时代，我总是在这个商场度过慵懒的下午——被防暴警察袭击时，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悲伤。又或是当我的母校香港大学正在设置路障的时候。它不像其他大学那样成为主要战场，但是我看着它变成一座堡垒，就像电影布景一样。我蹑手蹑脚地穿过铺在薄扶林道上砖块砌成的迷宫般的路障。我走过被封锁的东门，惊叹于这里的涂鸦和抗议艺术。我买过无数焦糖拿铁的那家星巴克已经倒闭了。曾经为学生活动做广告的摊位变成了悼念逝者的祭坛。

当初在这里就读时，这座大学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现在学生不能去上课，外国学生撤离香港，毕业典礼被取消。人们仍然为此责怪抗议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冒着死亡和被捕的危险。扔燃烧瓶：10年徒刑。警察？不受惩罚。

历史会怎么说呢？我在想它会给今年的活动起什么名字。理工大学之战？元朗黑帮袭击？“黎明行动”？

尽管这两次抗议没有可比性，但我想知道那些经历过1967年骚乱的人是如何回顾那段时光的。我想问题不在于历史会怎么看我们。如果共产党继续掌权并抹去我们的历史，问题是我们是否还会拥有历史。

5月，在这一切开始之前，我去了一趟斯凯岛。我读书，喝了很多很多啤酒。有时，作为一种思维练习，我试着假装自己还在那里，在一个俯瞰苏格兰起伏山峦的民宿里，然后问自己，如果我在新闻里看到今天香港发生的事情，会有什么感觉。

催泪瓦斯曾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武力；现在它几乎不值得在Twitter上转发。我们会拿催泪瓦斯开玩笑，玩催泪瓦斯罐宾果游戏，每当警察在一个新地方发射催泪瓦斯罐时，我们都会标出这个地区。在制定一起去打边炉的计划之前，我们会先画出一条安全路线。我们在约会之前检查Telegram上的抗议更新信息。一位银行高级职员为了去上班而订了一张机票，这样如果她上班的路被堵住，她就乘机场快线去上班。我们都在日常生活里必然的暴力中艰难穿行。

我和朋友A坐在公寓附近的公园里。最近刚戒酒的他拒绝了我给他倒杯葡萄酒的提议。我刚从那位22岁的死难者的守夜仪式上回来。A来自巴基斯坦，但他在世界各地生活。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正常工作。他说，在巴基斯坦，有一次他旁边的商店里有一枚炸弹爆炸了，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你会习惯的，”他说。

但我不想习惯。在糟糕的日子里，通常是在警察进行了一次特别残忍的清理行动后，我坐不住，也不想吃东西。有时我呕吐，有时我不能呼吸。我大量喝酒。我感觉自己很虚伪，在社交媒体上谈论这场运动，却不像其他人那样投入时间和风险。几天后，我有了煮饭的力气，有了阅读和写作的平静，有了锻炼和照顾自己的意愿。我对自己身体的应对能力感到恐惧，但更恐惧的是，如果应对机制停止工作，会发生什么。

所有人都想知道这将如何结束，但是没有人知道答案。我知道这一点：多年之后，我们仍将生活在创伤的后果中。他们可以把墙上的涂鸦擦掉，但可怕的画面将继续吞噬我们：一名抗议者被近距离射中；一枚催泪弹在一个人后背炸开，把他的皮肤烧得一片青黑；一名男子被压在地上，血流不止，牙齿被打落；一副被打穿的护目镜。不久前，2014年参加79天的雨伞运动的人刚刚接受审判。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将看着政府将数百甚至数千人投入监狱。

7月，活动人士梁继平摘掉口罩，向占领立法会的人群讲话。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定义和团结香港人的是痛苦。我认为，现在的我们是由创伤定义和团结起来的一代人。我们要坚持下去，让生活带给我们一丝安宁。等调整好了自己，我们再来看。这是我们欠香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