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笼罩中国，如何考验中共执政能力？

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是习近平上任以来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也被认为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和2003年的非典相比，中国政府这次的反应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在一些方面却出现倒退。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下，武汉肺炎疫情，对执政者带来什么挑战？当局应对得如何？

有人说，连封多城，包括一千多万人的大城市，这样大规模的控制举措，只有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才做得到。在疫情爆发时候，高度控制的社会体现的是优势还是劣势？

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爆发恰恰是高度集权制度的失败。

民间本来有自救能力，如果信息公开、互联网开放，危机在民间就可解决。地方政府也完全采取自己的措施，但是一旦有外国记者询问，他们都把答案转送中国卫生部，有什么决定和结果都要等中央政府。这中间各种隐瞒，等到中央政府有批示的时候，一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香港病毒专家管轶刚从武汉回来，有不少第一手的观察。他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直到这个星期中央最高层都发话了，武汉都还没有采取足够的控制和隔离措施。你的看法？是否表明地方政府的防疫意识不够？

独立时评人横河说地方当局长期来主要精力在维稳，不管是什么事情，地方当局都是用维稳方式来及解决。疾病防御方面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如何动用社会资源来进行运作，这个社会资源在中国大陆只能运用在维稳方面，而不会用在对疾病的防御方面。

地方当局想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说对执政当局是个考验，一级一级只对上负责，没有自主能力。在中国大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压着，直到某个人发话了。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退休教授方国栋说因为美国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军团菌的爆发导致老年退伍军人中肺炎爆发的时候，美国国家疾控中心主导，召集国内在呼吸系统方面的专家和单位在很短时间里研究和治疗。

以后军团菌都有发病，2020年也有发病，但是没有大爆发。至于埃博拉在美国没有爆发。中国已经有了SARS的经验，科研也大幅度进步，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病毒分离，并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但是控制传播方面，政府就要粉饰太平，尤其在两会期间，回避讨论疫情。没有引起对疫情的重视。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当局仍然在严格控制信息。《南方都市报》前记者于平就表示，“有关方面无不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你认为这种信息垄断如何影响民众对当局的信任度？民众的信任度，又如何影响疫情控制？

陈破空说从一种隐瞒到另一种隐瞒，控制信息控制透露信息的人。现在说透明和公开，也是政府规定之下的透明和公开，所以还是一种垄断，完全扼杀了社会和人民之间的人力，人们不能判断中央政府的决定是不是真实的，这对人民来说是二次伤害。

中国疫情引发全球恐慌，但是在中国官媒上似乎感受不到外界的紧张情绪。央视等官媒的主题是习近平给百姓拜年一类的新闻，而总理立刻请视察疫情，却跑到一个病例都没有的青海省。与此同时，民间对武汉封城的紧张和关切完全得不到反应。这种官媒和民意的脱节说明了什么？

横河说很难责怪媒体，在中国大陆，媒体被控制得很严格，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报道。如果允许，中国媒体人很多也是愿意去报道的。

现在中国只有三家媒体被允许可以报道，这也是为了营造信息透明的假象。这就是官意和民意的区别，而不是媒体和民意的区别。官位不是透露真实信息就可以保住的，整个中共就是靠谎言起家的。这种情况下，与民意脱节很正常。

和2003年的萨斯疫情相比，中国今天的国际化程度高了很多。例如，今天的中国出国人数比当年要多很多倍，这也是许多国家对这次疫情高度警觉的原因。《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习近平寻求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因此必须显示北京能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样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中国政府带来了什么压力？

陈破空说习近平做的和国际社会期待的相反，这次事件还是外国的压力传进中国。外界都是民主社会、正常社会，才让中国无法隐瞒。

时间过去17年，国际化程度、医学水平、从美国盗版的技术和药品都进步了，但是比当年做得更差。

2003年起码胡温还身临前线视察，说SARS让人揪心。现在李克强去了青海，习近平去了云南，都是病情不严重的地方，习近平还是访问越南回来顺路去的。他们和人民已经脱节。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自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了八倍，医疗和社会服务也有很大改善，但是政府几乎完全消灭了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在发达国家，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在灾难和疫情爆发时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中国公民社会被压缩，为应对武汉肺炎这样的灾难带来了什么额外的挑战？

横河说技术科学进步对诊断有帮助，但是政治打压了医学技术，1月2日拿到样品，五天之内完成测序，疫情到了1月20日才公布。专业部门没有发布权，完全靠中央政权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