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管控背后 如何跳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

在2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抗击武汉疫情发表讲话，在“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的部分特别提到了“要加强网络媒体管控，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已经很难狭义的理解为原生于互联网的新媒体与自媒体，传统媒体、具有官媒属性的市场化媒体同样在互联网端具有相当高的活跃度与影响力，特别是在此次疫情爆发期间，一些最高层级的大陆官媒呈现出明显的“纸上的官方话语”和“网络上的接地气话语”两套话语系统并行不悖的现象。因此，“网络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目前中国大陆的整个媒体生态系统，这也就不难理解上述观察者会将“加强网络媒体管控”视同为“舆论收紧”。

事实上，“加强管控”不应该成为中国宣传系统管理者简单粗暴地去“禁言删帖”的理由，关键在于找到舆论管理中“收”与“放”的平衡点，既能针对性治理网络舆情中的乱象，又不损失媒体监督的透明度。如何正确理解“加强网络媒体管控”，需要从此次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不同阶段的分析梳理中找出答案。

根据中文互联网对于此次疫情的反应程度来看，网络媒体的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去年12月下半月关于“未知病毒”的消息陆续出现，到今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对疫情作出统一部署，期间可以视为第一阶段。由于对病毒的专业认知尚处于初始阶段，官方媒体大多“按兵不动”，即便是病情通报，也会因循一些政治惯例——比如“两会”期间（不论中国“两会”还是地方政府“两会”）不能有“负面消息”——而出现空白期。况且正如武汉市长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在目前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之下，疫情需要层层上报至中国国家卫健委，地方政府并无权限发布消息，这也导致官方媒体除了常规动作之外无法有更多的言说。

而8名医务人员因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猜测疫情“疑似SARS”还被官方简单粗暴地定为“造谣者”，让新媒体与自媒体大多处于禁声状态。其实在近些年中国官方在舆论管理上强化宣传与审查的背景下，除了将市场化媒体收编或重整、利用商业资本扩展“媒体国家队”的版图，网络管制机构权能也在逐渐突出，新媒体与自媒体的生存空间收窄，意见领袖要么离场、要么被规训。即便在赚取关注与流量的KPI压力下，网络媒体也会首先对“红线”保持敏感，就算官方没有对那8名医务人员作“造谣”处理，恐怕也会先行对发布内容进行自我审查。

总之，第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疫情在事实上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媒体（网络媒体）监督处于缺失状态。

1月20日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从那一天到本文开头提到的2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期间可视作第二阶段。随着专家钟南山透露“可以确定病毒人传人”、中共中央对疫情防控做出统一部署，“攀升的病例数、神秘的病毒源、被挤爆的医院”瞬间引爆舆论。官方媒体聚焦当下如何防治，通过专家之口，辅以对医院的探访，释放“可防可控”的信号；市场化媒体用第一手的资料与数据说话，追问湖北等地方政府对于疫情的瞒报，质疑地方政府低估疫情、反应迟缓，并反思病毒来源（野生动物交易）；新媒体和自媒体则使用更多的评论语态，批评武汉市政府和卫健委官员禁言、瞒报，防护意识淡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最高法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对于8名“造谣者”的“平反公告”的时间相隔不远，包括《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大陆官方媒体也加入了反思大潮，批评武汉市和卫生部门疫情预判不够，过度压制舆论，同时也将第一阶段“安抚”为主的调门转变为“加油鼓劲”、“正能量”。

来自官方媒体的态度与网络上本就汹涌的舆情形成了能量巨大的共振效应，尤其是在武汉、湖北等地方主政官员几次“大型车祸现场”式的新闻发布会之后，反思中开始出现问责的声音，矛头也从地方官员逐渐扩展至中国国家卫健委。而2月2日《财新周刊》发表的四万字封面报道、《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也在体制层面（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讨中更进一步。

包括香港、台湾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察者都注意到了这一阶段里“大陆官媒与门户网站‘尺度爆表’”的罕见场景，就连在过去两三年被视为“九零后小粉红居多”的新浪微博也出现了大量对于地方官员乃至整个中共的尖锐批评。当然，“检讨体制”的声音（无论检讨的是否合理）从未在网络媒体端绝迹，但多年以来都没有出现音量骤然调高的现象。

应该说，第二阶段媒体在网络端的强烈的“反弹”恰恰来源于第一阶段的过度压抑，甚至带有对过去几年舆论环境不尽如人意的“补偿心理”，极大加速了媒体介入公共危机事件的速度与力度。

但也必须承认的是，随着媒体在网络端的“狂飙突进”，大量的谣言、可能引发不必要恐慌情绪的言论亦随之井喷。“美国流感阴谋论”、“香港抢大陆口罩论”等都在事实错误、缺乏具体语境介绍的情况下被广泛传播，解放军承担武汉居民生活物资的配送一度被一些居心不良的自媒体传为“解放军全面接管武汉”。这些谣言与不实言论不仅在撩拨公众头脑里惊恐、愤怒的神经，更催生出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绪，甚至不少民众身上也出现对“封城”政策的双标批评。

值得一提的是，“犯错误”的并非只有典型意义上的“网络媒体”，《人民日报》这样的国家级官媒也因一篇“中成药‘双黄连’可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稿件，从其自身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开启了另一种“病毒式传播”，导致了一场“全民抢药”的闹剧。如果国家级媒体内部层层审稿的制度都没有发现这条看似振奋人心的消息源自充满争议的中科院上海药物所（2003年“非典”期间该所曾宣称“洁尔阴洗液可治‘非典’”），那么可想而知数不清的个人色彩的“网络媒体”可能会引发何等乱象。

可见，在网络媒体管控的问题上，第一阶段失之于“紧”，第二阶段则是在“松”的过程中未能形成有效监管，两个阶段网络媒体呈现出的显然都不是理想状态。

到了2月3日之后的第三阶段，管理者最需要找到“紧”与“松”之间的平衡点。习近平所言“加强网络媒体管控”，其中正包含着舆论管理的“收”与“放”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中国最高法所说“虚假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中国宣传系统的官员应该仔细揣摩、“入脑入心”，如果工作思路继续回到过去简单粗暴的老路上去，为了清除一些谣言而伤害网络舆论环境的透明度，就是得不偿失了。

当然，要达到这样的要求，一定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否则中国历史上也不会反复上演“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但也正是因为有难度，才有为之努力的必要，这不仅关乎抗击疫情战役的输赢，更关乎前两个阶段里中国民众对于中共与中国政府有所折损的信任度的修复。

习近平在2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有一个重要论断：此次疫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1949年的中共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之说；习近平所言“大考”，同样是看到了“第五个现代化”与执政合法性之间的关联。

此次疫情中，中国政府体现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应该予以肯定，但其中诸多中观及微观的治理方式亟待革新，亦是需要承认的客观事实。目前正处于疫情集中爆发的关键时期，如果宣传系统一看到“加强网络媒体管控”，就还像过去一样粗糙地删除调查报道、删除微博关键词，万一又爆出什么消息，政府澄清再多，都很难重建民众的信任。

此外，如何将制式的“官话”让老百姓看的懂、愿意看，也应是“加强网络媒体管控”的另一个面向。中宣部已于2月4日调集300名记者前往武汉等湖北各地市采访报道，希望这群大多身居国家级媒体的记者在报端与网络端传递一线声音的时候，不是反复的“好人好事”、“感动中国”，而是经得起推敲的扎实、专业的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所说，“新闻是灾难的救助者”，高质量的专业新闻报道同样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项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