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舌硬怼政府？中国需要怎样的舆论环境

过于强调“喉舌”的定位，让很多中国媒体缺失了专业性。

中国大陆媒体财新网近期发出的两篇报道，被一些舆论声音送上“硬刚”、“是条汉子”的评价。

第二天晚间，隶属于武汉市网信办的“武汉发布”官方微博就转载了武汉市民政局的辟谣声明，称武汉社会福利院对于排查出来的确诊、疑似病例立即向相关医疗机构转移，并着重强调，仅有一名老人在转运过程中离世，“没有网上报道中所说11名老人因反复发烧、呼吸衰竭而死的问题”。至于汉口那家养老机构，官方声明所述经过与财新报道中去世老人家属的讲述有所差别。

有自媒体账号提到，“武汉发布”在转载辟谣声明之后，还接着发了一条消息，称疫情期间造谣传谣，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虽然这则消息这没有点到养老院的事，但发布时间之巧合，让人浮想联翩。”

不过，目前“武汉发布”官方微博上无法找到这条信息，公开渠道已很难查询这条微博是否曾真的存在。

2月24日，财新网再次发布独家报道，将武汉市社会福利院自2019年12月以来19位去世老人的信息整理成表格，除了将姓名打码处理，性别、基础疾病、死亡原因、死亡时间均清晰在列，其中其中死亡原因登记和感染及感染性休克有关的为8人。从这份表格中可以看到，全部死者年纪大多处于80到90岁，有糖尿病、脑梗死、重度失能等基础性疾病，多人死因为感染性休克、急性心肌梗死、猝死、心律失常，“但据内部工作人员透露，其中出现发烧症状的不在少数。”

报道里有一句：“目前武汉养老机构疫情防控阻击战已经打响，不少福利院、养老院在发热人员隔离送诊、医疗防护等方面有所加强，但此前多名老人在疫情爆发后密集出现发热、胸闷等症状后去世的事实，却受到个别机构否认。”这近似于毫不避讳的摆出要同官方争论一番的架势。

近些年来，中国媒体直面监督政府机构的情况越来越不多见。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财新可以算是中国媒体中表现最为亮眼的媒体之一，在武汉封城的前夜派出记者团队赶赴武汉，发回了大量详实的调查报道，向全世界的读者揭示了武汉当地的状态，以及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防疫工作之前，武汉及湖北可能错过了什么。财新1月23日发布的对香港大学的传染病专家管轶的采访还曾引发争议，不少人认为那篇报道在挑动公众的紧张情绪，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将专家的专业判断告诉公众才是消除恐慌的开始。

此次关于武汉养老院机构的两篇报道，再次被一些舆论声音冠以“良心”、“勇气”的头衔，认为财新在“揭示真相”。

其实细看财新的两篇报道与武汉民政局的声明，虽有争论，但没必要将两者放到对立面上，认为媒体好像是在“揭黑”。

武汉民政局的辟谣声明并不能算有事实错误，武汉市福利院对院内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从2月11日开始，确诊病例只有一人（即声明中转院过程中离世的老人）。

而财新的第二篇想要强调的是，官方回应中的统计样本人群范围仅限于2月11日至2月19日接受核酸检测者，而“从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2月19日之前，该福利院早已出现多名老人在出现发热、胸闷、食欲不振等新冠病毒感染特征之后去世”，这显然是不寻常的状况，并借一名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之口说出“这或与其前期防控意识不足、防控措施不严且核酸检测试剂紧张有关”，因为这些本身高龄、多少存在基础疾病的老人可能大多属于“发病之后没有撑过多久”的情况。

说白了，针对武汉民政局的声明，财新想要回应的是，你所说的与我所指的不是一回事。没有条件确诊，不能证明死去的十几位老人没有感染新冠肺炎，毕竟很多症状都高度相似，而且院内已经有工作人员感染的情况。

媒体与政府机构之间本应存在一些健康的“攻防战”。

但武汉民政局作为政府机构，当然也要按事实说话，就算没做过核酸检测的去世老人出现过相似症状，可毕竟不能算做是确诊病例。

财新当然也没法证明那些老人是不是感染者，以及老人是不是被已经感染的工作人员所感染，所以第二篇报道在披露19位去世老人的死亡原因之外，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养老机构怎么防控疫情”。这是出于“把问题摆在桌面上”的媒体责任。

换到武汉官方的角度上，第一时间回应媒体的质疑同样是责任，而且要按照目前的已知事实来说。财新所提出的问题，对于双方来说，都处于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境地。但媒体不能因此就对问题视而不见，政府机构也不能因为觉得媒体所讲内容缺乏切实依据就不理睬。应该说，双方此次在养老机构的防疫问题的提出与回应上，都尽到了各自的职责。

事实上，翻看“武汉发布”的官方微博，甚至可以发现武汉市政府在近一个多月里的信息披露做的相当出色，对网上的各种声音的回应基本上天天都有，而且事无巨细，最近几天便有“城管队员拦截捐献蔬菜？”、“捐赠蔬菜被丢弃至垃圾站？”等多个辟谣，且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多样，即便是网上的一个传言、一张图片、一小段视频引发的关注，这些辟谣内容也都追根溯源的，讲解的清除明白。

所以财新与“武汉发布”（武汉民政局）双方两回合的你来我往本是为了说清问题的正常“交锋”，如果“我”掌握的情况与“你”所披露的事实存在出入，当然应该拿出来“越辩越明”一番。这本应是媒体与官方机构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一种常态，但近些年中国官方在舆论管理上强化宣传与审查的背景下，市场化媒体被收编或重整，“媒体国家队”借助商业资本扩展版图，网络管制机构权能则逐渐突出，新媒体与自媒体的生存空间收窄，意见领袖要么离场、要么被规训，让几乎所有中国媒体都养成了自我审查的习惯，一些本来正常的监督报道、批评性报道也在“别出事”的心态下成了“有风险的报道”，于是避而不谈就成为了最安全的选择。

久而久之，公众已经习惯了中国媒体不痛不痒的报道风格，遇上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个别媒体突然展现出自己尚未失去专业本能，反而让公众觉得有“意外之喜”。毕竟就在前不久，武汉地方官媒《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媒体还曾发出《“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等奇文。读者在这样的“投喂”下，甚至会失去直面现实的能力——武汉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已经连续更新了一个多月“封城日记”，因为里面不回避矛盾与问题，反被一些网友指责“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残酷的东西”。

而作为政府机构，陆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早就呼吁过，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要适应媒体的合理监督，要把接受监督视为执政过程中的必要成本。两边能够在专业领域“势均力敌”，才是应有的健康舆论环境。

所以，财新与武汉官方的这两轮“互怼”，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正向案例，在疫情结束之后，应该成为常态，而不至于让一些看客莫名兴奋。要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永远不要在辟谣声明之后紧跟一条“造谣传谣可判刑”的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