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武汉肺炎）全球扩散，疫情发展越来越严峻，有学者在比较台湾与中国应对疫情的表现指出，这次病毒事件让更多人看出，民主体制开放信息的治理要远比威权政府为稳固政权而遮掩事实的做法更有助于化解危机。
据美国之音报导，新冠肺炎全球感染案例遍布30多个国家，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官员也警告，病毒可能成为全球流行病并在全美国扩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25日在一个记者会上批评中共政府对信息的控制，认为中共的审查制度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并呼吁所有国家公开新冠疫情的真相。
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呼吁中共政府，停止阻挠记者报导疫情，并表明只有完全透明化才有助于避免谣言的散布并导致危机更加恶化。
分析人士说，台海两岸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正好突显了民主与威权体制不同治理方式，也证明保持信息开放流通，让人民了解真相，将有助于进一步化解危机。
曾经在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及国安会任职的独立分析师普麟，27日在《外交家》网站上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共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控制病毒扩散的同时，它也在控制关于这个疫情的信息，试图隔离在公共空间里关于对疫情的讨论。
普麟举例，包括吹哨人李文亮医师发出警告却遭到惩罚、到武汉揭露事实的公民记者陈秋实被强制隔离后下落不明，以及3名《华尔街日报》记者因该报发表被北京指为是“辱华”的评论后被驱逐出境等。
他说，在中共收紧对媒体及网络信息的控制，并通过官方媒体加强对其防控疫情作为做正面宣传的同时，台湾政府的做法正好完全相反，在承受被世界卫生组织因中共政治压力而被排除在外、无法即时取得关于疫情信息以立即采取应对措施的时刻，台湾政府“不仅没有去隔离关于疫情的信息，反而是让民众更容易、更方便去获取相关的信息。”
普麟指出，这包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几乎每天都举行记者会发布最新政策和相关消息，同时也对在社交媒体上散布的谣言做出立即澄清。
此外，他还提到，台湾公民社会在这次肺炎病毒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一名软件工程师设立一个网络即时地图，显示全台湾便利商店销售的口罩情况，这也让台湾数码政委唐凤迅速发展出一个加入政府数据的更好版本，让民众知道住家附近哪些地方可以买到口罩。
他说，另一个例子是“MyGoPen(麦搁骗，仿台语别再骗发音)”等公民团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对社会关注事件快速核实信息，让大众了解信息的真伪。
由于民众手中掌握了关于疫情“透明及充分的信息”，文章说，台湾人民能够以个体“积极遵循政府的政策，并采取洗手和戴口罩等行动来阻止病毒扩散”，也因此即使台湾在地理上接近中国，但与邻近的韩国和日本相比，感染病毒的确诊病例还是相对要低许多。
普麟认为，这个结果不仅来自于中共和台湾不同的治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民主与威权国家完全相反的政治逻辑”，因为对威权统治者来说，首要目标是要维持政权的稳定和生存，确保能持续主导，因此一旦发生社会抗争，常见的反应就是压制异见，虽然在发生天然灾害如地震或洪灾时威权政府也会如民主政府一样提供救助，但这种情况可能不适用于控制影响健康的疫情。
他说，要控制疫情扩散，最关键的要素就是时间和信息，它能帮助政府快速采取应对作为，“换句话说，控制病毒扩散需要信息的自由流通及公开分享，而这与威权体制最擅长的资源动员正好相反”。
普麟表示，威权国家的做法通常是，在疫情发生的初期，地方政府就对中央政府隐瞒真相以避免被究责，而中央政府也对人民撒谎以避免遭到公开批评，这种循环下来的结果就是导致疾病的控制被拖延，最终完全无效，因此威权体制“绝对不是公共卫生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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