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得克萨斯到武汉，一场全球大型民间自救

前些日子，我采访了父亲刚刚去世的19岁的吴小姐。她的父亲吴忠泽是武汉天安医院体检部主任，在这次疫情中，负责带领一队医护人员管理两个酒店隔离点。他每天都在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操心，关心他们饿不饿，累不累，不管深夜还是凌晨，有需要，都开车去接送他们上下班。

但他唯独忘记了关心自己的身体。2月19日，他因为脑出血晕倒在办公室里。同事发现他时，他用仅存的意识，提醒来救他的人要“戴上口罩”。同事将他送去了同济、协和等好几家医院，但医生都忙着诊治新冠患者，没有人手替吴忠泽动手术。因为耽误了黄金抢救时间，他很快就去世了。

过去的一个半月里，在报道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我被各种各样的普通人感动着。有许多像吴忠泽这样的人，他们善良、无私、不求回报。有买了许多菜蔬准备春节大赚一笔，封城之后便把食材做成便当免费供应医护人员的饭店老板；有走街串巷替暂时无法回武汉的人喂食宠物的宠物店店主；还有加州小学二年级学生给志愿者寄来了100美金，他的妈妈告诉我们这是他仅有的积蓄。

但是让我难过的是，有些给前线送医疗物资、义务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志愿者因此被感染，甚至过世。他们在家呆了很多天，拖着病体在医院门诊排了几个晚上的队，才好不容易住进了隔离病房。

武汉的医院里挤满了病人，许多人不得不回家闭门不出。

我虽然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但因为好朋友是武汉的一名医生，所以从1月23日就开始和朋友一起在美国采购各种医疗物资，邮寄回武汉。我身边的许多人也因为报纸上关于武汉的报道而夜不能寐，一大早就开车出门，一家一家超市地逛，把所有口罩和消毒液都买了下来。大家井然有序地组织起来，开展了一场盛大的民间自救行动。

每周，都有医护人员在捐助群里向我们报告抗疫第一线的情况。这个星期，报告情况的武汉第四医院的王医生口气明显轻松了不少，表示“最近疫情平稳下来了，我们都退居二线了”。他说，现在新收治的病人很少，大多数医院都不缺医疗物资了，但又说大家现在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除了组织捐赠物资，也替这些人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让大家记住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牺牲。

这样的自救发生在邻里之间。在武汉的李小姐是一岁孩子的母亲。过去的一个半月，她都无法离家，家中的存粮只剩下方便面和一些饼干。她只能日复一日地给孩子熬很稀的米粥。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无法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饿得整晚都睡不着，嗷嗷大哭，体重掉了很多，精神也非常委靡。她说，“蔬菜和生活用品都是靠网上团购购买，有的时候不一定能抢到，能抢到什么也说不准。”

好在，在小区的微信群里发了求助信息之后，有一位邻居给了她一点香肠，又有一位邻居给了她几盒牛奶。邻居用晾衣服的竹竿把食物吊到窗外，她用拖把勾住，吊到自己家屋子里。邻居戴着口罩，冲她比了个加油的手势。

志愿者团队捐赠给武汉医院的一批物资。

这样的自救也发生在相隔万里、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之间。我和朋友组织了捐赠口罩和防护服的志愿者团队，参加的人是朋友、同事、同学。这样的团队，光我知道的就有四五十个，有的团体是由几位极限运动爱好者组成；有的团体则是由常去教会的教友临时组织；有的团体是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想要替祖国做贡献；有的团体则全是在网上一个帖子下结识的陌生网友。

民间的力量，虽然是临时拼凑而成，但是做事却并不业余。团体里面，大家各取所长，有人负责出钱，有人负责出力，有人负责采购，有人负责财务。这些民间组织的高速和有效，在很多志愿者看来，恐怕让红十字会等官方组织看了不免自惭形秽。

曾有位年过花甲的叶婆婆，托儿子帮忙注册了微信，找到了我的团队，想要捐出她自己平时自用的呼吸机。她年纪大了，为了治疗睡眠暂停综合征而购买了呼吸机，再加上呼吸机价格不菲，我们都劝她不要捐，但是她执意要献出自己的一份心意。

那段时间，因为物流不通畅，用快递公司派送要等上一到两周。我替她在微博上询问是否有志愿者愿意从上海运呼吸机到武汉，立刻有五名志愿者联系我，他们都表示，只要是能够救到病人，随时都可以出发，可以连夜送达。后来，三位志愿者进行接力，呼吸机当晚就从上海出发，第二天就到了武汉，第三天就运到了病床，用在了重症病人身上。

北京的杜老师（左）是一个专门帮助听障人士的志愿者团队的负责人，她本身也是一名聋人。

还有一个专门帮助听障人士的志愿者团队。团队的负责人，北京的杜老师本身也是名聋人。她可以说话，平时通过识别唇语，勉强可以和人交流。疫情暴发，大家都戴上了口罩，她和人交流的途径一下子断了，听力的缺乏也让很多聋哑人无法及时获取资讯，这让她开始担心在疫区的听障人士该如何在凶险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从大年三十开始，她和团队的其他人，每天都在网上和电视里搜寻疫情信息、防护信息，翻译成手语，制作成抗疫视频，发送给有需要的人。因为聋哑人无法拨打120等电话，杜老师千方百计地联系社区人员，让他们查看聋哑人的状况，替有症状的聋哑人寻求帮助。有些聋哑人错过了购买口罩、消毒水等的时机，杜老师又联系其他志愿者组织，为他们要来了防护用品。

杜老师还说，有聋哑人感染之后，进了医院，却无法和医护人员沟通，特别是“基本不认字，只能靠比划”的年纪大的聋哑人。她便找来志愿者，通过视频电话的方式，聋哑人打手语，电话里的志愿者翻译成语言，复述给医生听。

目前，杜老师还在联系社区和医院，希望他们能安排手语翻译，但是手语翻译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她对我说，“你们帮忙多宣传宣传，让社会了解聋人的需求。”

志愿者组织了无人机机队，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使用当地的方言喊话，传达防疫常识。

我的另外一名朋友杨镇全是深圳一家无人机公司曜宇航空的创始人。大年夜，他召集了同事、合伙人、投资人、客户等，开始在全球采购医疗物资。除了捐助数万只口罩以外，他们还捐赠了800多台呼吸机和4400多套耗材给湖北的195家医院。因为时间紧张，团队连正式的名字都没起，在医院写的捐赠证明上，他们就叫做“微信群呼吸机小组”。

志愿者团队里有人老家在偏远农村，反映说那里因为无法上网，很多居民不能及时接受信息。杨镇全又组织了无人机机队，使用当地的方言，在这些地区喊话，传达防疫常识。老杨称，“志愿者临时群里的小伙伴做了一个统计，按最保守的情况来算，有机会能帮助到的患者、医务工作者、相关工作人员10万人次以上。”

但是他却没有帮到自己身边的人：和他一起做志愿者的同事的父亲以及他好朋友的母亲，相继在这次疫情中感染去世。2月25日凌晨，他在朋友圈写下：“生活总是这样，你尽了自己认为能尽的最大努力，但还是会被现实打败。”

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又在朋友圈发起了募集医疗物资的信息。

那些见证了肩并肩作战的同伴生病乃至去世的志愿者们，想要出一份力的意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强烈了。

采访的过程中，吴小姐给我发来了父亲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几乎每一条都是在询问医护人员有没有宵夜，有没有物资。连采购水果的时候，都在想哪些水果吃起来方便，不用削皮。她尤为遗憾没能和父亲一起庆祝她的生日，一起拍全家福这个约定再也无法兑现了。

“我的爸爸是个英雄！是吧？”吴小姐问道。在和我沟通的时候，她一直很有礼貌又很克制，但我最终不得不提前终止了采访，让她有时间去安抚家人的情绪。

“当然是了！”我在电脑面前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拼命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