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要索赔：我的母亲不能冤死

中国当局宣布武汉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多天连续清零。尽管这样，这场悲剧并未真正结束。失去母亲的武汉居民丁先生谴责中国当局罔顾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的生命，以确诊门槛和限行阻碍救治，并要向新冠索赔律师团寻求法律援助。

从1月20号发病到2月8号去世，武汉居民胡爱珍始终没能确诊，她的名字却不在上述任何一列数字之中。

最后一天，她呼吸困难，腮部被液体充斥，四肢无力到甚至不能自己喝水，儿子丁先生带她到6家医院却求救无门，最后终于收治在武汉协和医院，1小时后病逝。

3月6日，海内外20个中国律师组成“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主张疑似患者和没有进入统计数字的患者的诊疗应全程免费，他们愿意为逝者家庭提供免费法律支持，包括制定索赔方案，争取和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起诉。

自6号向外公布以来，律师团目前只有丁先生这一位正式的申请人在填写材料。

22日，律师团决定扩大援助范围，包括所有未享受到免费诊疗服务且未获退费、因封锁限行和强制隔离而遭受损失的受害人。

律师团发起人之一、旅美维权律师陈建刚告诉本台，“无论是从财产上、自由上甚至被中国的滥用权力，被警察、武警、特警甚至临时雇佣的黑社会打手打死的；还有因封锁不能出门、死在家里的悲剧太多了。律师即便在绝望的时候，也愿意冒着风雨往前走。只要当事人有这个（维权）愿望，我们就愿意帮助。”

甘愿以命换命，母亲还是走了

母亲求诊期间，丁先生形容自己每天在地狱边上徘徊。当局宣布新冠病毒人传人之后，武汉市的医用口罩和酒精在一夜之间抢购一空，他买不到，只能戴着一个普通口罩、天天背着她到医院，在摩肩擦踵的病患间穿梭。

母亲的热气和泪水滑到他的脸上，他觉得自己也完了、逃不掉被感染的命运，但是他就是要用“添油战术”、以命换命—-因为母亲不能死，她是一位身体硬朗的65岁老人。丁先生开出租养家，胡爱珍刚刚退休，每天帮着照看孙子，正是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好日子。

但是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从1月初，他家门口的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政府训诫八名“造谣者”并驳斥“人传人”，丁先生还对病毒不以为意。一家人进出如常、并未佩戴口罩，直到23号封城前的一两天，母亲突然开始显现肺炎症状。

丁先生说，最开始社区和医院互相推诿，排队好几天做上核酸检测，上面写着“阴性（不排除阳性的可能）”：

“做了等于没做，从头到尾就是个陷阱。那时他们第一没有医疗条件，第二他们也很怕，把病人拒之门外，根本不给机会，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财经》一线记者从武汉社区获取的重症人员标准是：1. 血氧饱和度降低；2.呼吸困难；3.有基础疾病；4.年龄偏大、体质弱者；5.含发热和疑似人员标准。

丁先生表示，母亲从头到尾是危重病人，血氧饱和率40%多，低于正常的90%。在医院等待期间，十几天里没吃没喝也没有白开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丁先生指出，确诊困难极大地阻碍了母亲的及时就诊：“八九号之前，政府说试剂盒不够，每家医院只有十几二十人可以做核酸检测，准确率只有30%。几百上千的人就等着核酸检测，医院当时就拿这个，核酸检测没通过就不收你，十分残忍。”

2月5号晚上，胡爱珍已经病危。一整个晚上，丁先生就困在送母亲去协和医院的路上，他被禁止从江汉区跨越到蔡甸区。

他把病例、片子拿给交警，对方无动于衷。丁先生愤怒的发问，“你们是不是人？你不是娘生的？” 对方给的依据就是，“我们接到了通知，不让跨区”。

3天之后，几经波折，协和医院的医生慷慨地给出一个床位。医生检查了胡爱珍的身体和检测报告后，让他再重新检查，说那份核酸检测是假的。

但是来不及了，就在那个上午，胡爱珍去世了，去世前一秒还意识清醒的让儿子倒水喝。胡爱珍随后被殡仪车拖走，儿子至今未拿到骨灰。

不过两三分钟就这样阴阳两隔，丁先生到现在还觉得像是做梦一样。他回忆道，不仅仅是母亲，武汉不知道有多少人等不到床位和诊断就死了，他们被排除在统计数字之外，自生自灭：

“他们是在屠杀60岁以上的老人，那些所有被拒之门外的病人。我在医院这么多天，确实有收进去的，20多个人都是年轻力壮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里面的都是轻症患者。”

统计数字之外的他们，自谋生路

根据《财经》1月底已被删除的一篇报道，一家定点医院的医生透露，门诊一天有120名左右发热病人，其中大约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终被收住院。

新冠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在公告中写道，“对这些患者，应当基于‘疑点利益归于患者’的原则，放宽认定标准，最起码应当认定为疑似患者，从而也将他们的诊疗全程纳入免费的范围。”

律师顾问团关于诊疗费用的研究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红头文件，包括“财社[2020]2号”和《补充通知》规定，对于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患者，在基本医保等按规定支付医疗费用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国家财政给予补助。但是对于统计数字之外、甚至居家隔离期间就死亡的人，他们的权益难以保障。

律师团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公益人士杨占青告诉本台，患者家属可以试着取得延误治疗的证据：“比如应当上呼吸机的时候，医院没有上就是延误治疗。这个就需要调住院的档案，按照法律规定是必须给病人和家属的，这样可以看到每天的用药情况、医院的措施和病人情况。越早越好，晚的话可能被医院篡改。”

杨占青还指出，当局一刀切的限行和瞒报信息都涉嫌违法：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疫区可以适当限行，但是封锁限行不能一刀切，基本生活要保障，等于说是（政府）侵犯他的生命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而造成损失。最主要的是，政府前期瞒报，导致后期病人大幅增加、床位不足，我们打算起诉武汉市政府和疾控部门。”

丁先生说，他希望律师团帮助追究到具体的责任人，不管是公安局、卫健委的新闻发言人，还是宣扬人不传人、忙着发论文的疾控中心掌门人高福，他们要负刑事责任，而不仅是党内记过：

“哪怕没有希望，我都要试试，因为我的母亲不能这样冤死。我要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嘴脸。他们的手段十分卑劣，但是我不怕。老百姓不怕死，怕死的是你们。”

陈建刚介绍说，中国律师在疫情爆发后正在遭受新一轮打压。当局要求他们遵守“三不许、六不准”，不准彼此说话和交往，不准谈疫情和政治。其实这次的法律援助不仅可能石沉大海，还会被反噬和迫害。

新型冠状病毒显微图（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