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脱贫攻坚约谈会议”，直接对谈中国中西部11个省区24位县委书记，鞭策脱贫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一般认为，胡春华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具体负责执行推动扶贫脱贫相关政策。但是此次针对脱贫工作的专门性会议，似乎表明这方面的具体负责者并非胡春华，而是汪洋。
那么，在这项被视为中共“头号工程”的脱贫事业里，汪洋与胡春华是何关系，又为何会有这种安排？
汪洋在2018年中国“两会”前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之职，是胡春华的前任。而胡春华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后也大体继承了汪洋的工作分工，主要分管农业农村，以及部分外贸领域工作，后来兼任了新成立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这也是外界形成胡春华从汪洋手中接过脱贫接力棒认识的主要原因。
但汪洋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国政协主席后，一直未曾完全放手脱贫相关工作。早前在政协的工作议程中，多次有过关于脱贫的议题。例如2018年6月25日本届政协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便设定“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协商建言，胡春华应邀出席并作了报告；再如2019年7月26日本届政协第2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巩固脱贫成果，减少和防止脱贫后返贫”协商议政，10位委员、1位地方人员和1位专家学者从培育产业、扩大就业、医疗保障、教育培训、金融支撑等方面建言咨政。
而在此次汪洋与胡春华直接对话中国中西部11个省区24位县委书记之前，2020年3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汪洋是主持人的身份。当月24日，汪洋前往国务院扶贫办调研并落实习近平讲话部署，胡春华现身陪同。据此可以推定，汪洋确实在中央统筹脱贫相关工作全局中，扮演着比胡春华更重要的领导角色。
不过，何以如此呢？分析来看，可能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汪洋本人在脱贫相关工作中拥有丰富经验。汪洋的从事脱贫工作甚至可以从2005年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开始算起。当时由于湖北省建设三峡大坝，涉及移民超过120万人，历时长达20年，而邻近的重庆作为省级地区本就是因应三峡工程需要而设立，也就成为一个主要的移民安置点，面临严峻的贫困问题。再加上2013年至2018年5年时间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在中央主持相关工作，可以说汪洋对于脱贫工作既有地方经验，又有中央经验，进入政协以后如果不继续发挥余热，反而会是一种浪费。
第二，汪洋当前的职务也有助于推动相关工作。汪洋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中国政协主席。更高的权重更容易协调调动，推进工作。脱贫是一项全局性的国家事业，即便是被认为与脱贫领域“八杆子打不着”的许多中央部委，也被安排了定点扶贫单位。而中国政协作为中共联络统合各方的重要平台，汇聚了许多方面的资源和渠道，更能彰显这是一场牵动整个国家的共同事业，而中共则是再一次“集中力量办大事”。
第三，脱贫在中国国家议程里的分量很重。这需要调动整个国家的人力与资源，不仅需要从政者做好份内工作，还需要有巨大的努力和付出。对于该项议程的重视，又是与其工作难度相匹配的。或许也只有真正在基层参与过相关工作的人员才深有体会。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过多起基层扶贫人员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事例，令人唏嘘。
在这场沉重艰难的国家议程中，中共或许早已淡化了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区别，只为更快更多地达到让中国最贫苦一群人摆脱困境的目标。当然，这种状况也可能导致出现权责不清的问题，那么就需要中国高层的统一指挥与协调。而中共总书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就是最高的决策者与统筹者。自2015年后，习近平就“脱贫攻坚”相关工作召开过7个专题会议。这些会议则成为中国推进脱贫工作的阶段性任务。例如汪洋在3月24日调研国务院扶贫办正是为落实习近平在当月召开的相关会议部署。
中国唐代诗人杜甫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曾有一句“这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道尽了中国自古以来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也是很多从政者、政治家的宿愿。如果中国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最终得以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对执政的中共而言将是一件足以载入史册并大书特书的成就。
当然在另一方面，在这项汇聚了全国人力、资源与巨大投入的国家议程上，有困难、有使命、有责任、有压力，而在完成之后则又有政绩和有荣誉。但是对政治人物而言，政绩和名誉同时也是束缚，不利于此后放开手脚开展工作。或许只有以“为人民服务”、“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才能将这件困难重重的事业办成。这也是政治家应该具有的境界与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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