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什么害怕任志强 背后的三股力量在观战

从一个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到国家政权的反对者，任志强完成这个转变，仅用了一个月。

虽然4年前，他因讥讽“央媒姓党”而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纪处分，但他依然被留在共产党的队伍里，而且据说他本人也挺在意党员身份，自称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现在，他很可能被他效忠的党踢出队伍。根据官方消息，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北京西城区纪委和监察委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一个月前，他就已经失踪了。

或许任志强为这一刻的到来早有准备，又或没有。根据他的朋友说法，最近几年，他爱上了木雕，在处所建立了一个工作室，把自己关在里面，不让外人接近——这是他的行为艺术。此篇“讨习檄文”的出笼，从目前各方信息判断，应该不是他有意要在社会传播的。但他在思想深处，早已反叛了他的党，或者准确地说，与习近平代表的党，分道扬镳。

他忠诚的是那个要为大众谋幸福，带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党，这也是中共的创党初衷。可中共在它建政后就背离了该初衷，也背离了人民，尽管仍挂着人民的遮羞布，在习的新时代，又背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任志强一直没有在组织上背叛党，也许是他抱有自己或寄托某个人，又或某个小集团能够改变党的“雄心”，然而现在，他或他寄予希望的某种力量没有能改变党，反而党要改变他——从官方对他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通报来看，他不但大概率要被开除党籍，恐怕还有牢狱之灾。

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根红苗正的红二代，用孔夫子的话讲，已进入“古稀之年”，若他被判入狱，纵使身家过亿，亦无缘享受。那么，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习近平要严惩这个老人？他们曾属于同一阶层，至少从任志强看，他和习没有私仇。答案只能是，任志强不只抽象地威胁到党的统治，更威胁到习近平的个人权威，他“丑化”了习的英明领袖形象，让民众知道那不过是一个“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党的叛徒，习的“敌人”，他使习如芒在背，不除不快。

在中国，公开“辱骂”——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辱骂——习近平的人多的是，每天都有，任志强之前，也有自由派公知对习公开发难，批其愚劣，吁习下台让贤，在舆论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他们受到的惩罚比不上他，原因除了他的檄文对习的杀伤力太大外，还与他拥有的资源多，能量广有直接关系。

除了红二代，任志强最让人熟悉的身份是为富人盖房的地产商，与他交往的企业家也许不是最有钱的，但肯定是最有声望且能影响政策的顶级企业家和商业大佬；家世在他那个阶层虽然不是显赫的，但像他这样同时能成为当今政要朋友的，几乎很少。现在，他又多了一个身份：公共知识分子，至少很多人把他划为公知行列，自由派视之为同道，和他诗酒唱和的知识圈都是活跃的有很大话语权的公知。这样看来，任实际有四重身份——红二代、作为亿万富豪的地产商、中共权贵密友，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它们集于一身，使他可动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显然要比很多只具单一身份的企业家、红二代、公共知识分子大得多。他熟悉权贵阶层的思维方式和游戏规则，知道习近平想什么，因此批起后者来，一针见血，让大众大呼过瘾。从而在习看来，一旦任成为自己的对立面，其所起的破坏性作用和社会影响决非几个公知书生可比。

人大教授张鸣就道破这一点。他在任志强失踪后的微信呼吁，任比他们都重要，中国可以没有他们，但不能没有任。此外，在任失踪的这段时间，舆论场围绕着他出现了几封公开信，有所谓企业家群体和党内“四老”对习的上书，不管真假如何，既然他们都知道任的价值，借任打习，习又岂然不清楚任的能量及对自己的危害？

对习来说，任的“万言书”对自己形象的杀伤力或许随着时间推移在公众中会慢慢淡化，但他所代表的背后的三股力量——知识分子阶层、党内改革派和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中国的精英集团——对习的不满和离心倾向在加重。

在经历19大的修宪危机、去年的香港抗议和同美国的贸易战后，这次新冠疫情全面点燃了社会尤其是上述三股力量对习的不满，这种不满在2月底3月初达到顶点。任志强也正是此刻跳出来的。

与任四年前冒犯习相比，若说那时习虽已成全党核心，大权在握，然毕竟初为核心，权力基础尚不十分稳固，仍要借助任的密友王岐山以反腐之名震慑党内权贵集团，扫除大位障碍，现如今习变成了唯我独尊的“一尊”，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是不能容忍有人用尖刻的语言放肆攻击自己的，不管他是谁，有何强硬背景，都会看作对领袖威严的挑衅。而任在中国疫情初有好转，习号召复工复产之际，攻击后者在17万人大会上的讲话，这个时机，在英明领袖看来，是任背后的小集团蠢蠢欲动，要借疫情危机公开挑战自己。另外，在他被北京市纪委留置期间，其企业家和公知朋友的不安分动作，亦会使习忌惮，被用来佐证任背后存在一个反习的小集团。

任志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道义和舆论的支持，有中国的官僚、财富和知识精英在观战，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害怕他的地方。因此，这回他落到习的手上，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