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一篇分析报道指出，曾经一度是北京信得过甚至言听计从的香港地产富豪，由于在近年来爆发的政治运动中，经常拒绝主动表态和向中央交心，已经渐渐从一个靠得住顾问的身份，变成今天北京拿来吓唬人的“妖怪”（bogeyman），将香港房价高企、年轻人置业困难的根由，归咎于这群富可敌国的地产商。
文章举例指出，船运商人董建华之能够成为香港首届特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年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接到时任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和香港中信集团主席荣智健的推荐信，该信并且由李嘉诚亲自执笔撰写。例子足可证明当时香港富豪的意见可以直达北京最高领导人。但经过了2014年和去年的占中和反修例运动之后，香港的富豪拒绝主动向中央靠拢，尤其是四大地产商，一直要等到北京施加压力才一个一个的表态，北京对此感到愠怒。
但文章指出，尽管香港富豪家族对香港今天的稳定作用，已无复当年的影响力，但他们仍然是香港势力架构的其中一根重要支柱，北京未敢轻言对他们翻脸。文章引述前港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政治学系教授长炳良说：“在过去，赢得这些主要地产商的支持，是（北京）首要的工作。”他说，回归后香港整个政治架构事实上就是为了保障商界的利益而设定的。
所谓的四大地产家族，除了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其他则包括李兆基的恒隆集团、郭氏兄弟的新鸿基集团以及郑裕彤家族的新世界集团。2020年根据福布斯的估计，现年92岁的李兆基，拥有304亿美元的身家，以1亿多美元之差首次超越李嘉诚。继承父亲郑裕彤的郑家纯，身为新世界集团和周大福珠宝的主席，名列香港富豪榜第三，其次就是新鸿基集团的郭炳联以及郭炳江兄弟。
文章指出，北京与富豪之间的嫌隙首先出现在2014年为期79天的占中运动。开始时，城中的富豪个个都保持缄默，一直到了10月25日新华社在中午发了一篇英文稿，批评香港的富商对运动闷声不响，稿件中特别提到李嘉诚、李兆基、九龙仓的吴光正以及来自马来西亚、嘉里集团的创办人郭鹤年，指责他们拒绝沾边。
新华社的稿件也提到李嘉诚呼吁示威者回家，但文章又说：“亚洲最有钱的人没有讲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同意示威者的诉求。”七个小时之后，新华社这篇文章离奇地被抽回。但之后香港的亿万富豪们，一个个的开始发声，强调香港需要稳定才可发展经济繁荣。
一名拒绝姓名见报的香港富二代说，北京有很多渠道对这些“大家族”施展影响力，“例如上述的新华社报道，尽管报道在数个小时后撤回”。
南早的文章指出，北京与富豪之间再一次呈现关关系紧张，发生于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从6月开始的运动，两个月以来，没有一个富豪发声支持北京，就算警民爆发严重的冲突，他们也闷声不响。他们一直等到8月才一个个的表态谴责暴力。中国的官媒这时批评这些地产商，在港人埋怨房价过高声中，仍然拥有大量的土地储备而不用。对于大陆而言，香港楼价高企是示威运动的主因。
李嘉诚则因为在9月份发表一些言论而触怒北京。李说，执政者“对我们未来主人翁， 亦都能够网开一面”。李嘉诚又表示，虽然法律和人情有冲突，但他认为在政治问题上，双方都应为对方“想一想”，“很多大事可以化为小事”。
这个时候，新华社、人民日报和旗下的小报（tabloid）环球时报开始刊登文章，把青年人难以置业归咎为街头示威的根由。南早的文章指出，官媒所发出的讯息很清楚，香港的大亨必须要出头支持特首和政府，否则会面对后果。香港亲北京的政党民建联，这时提议特首林郑月娥启动《收回土地条例》，以解决土地荒。
民建联的提议立即得到大陆官媒的赞同。新华社一篇评论指责一些不点名的团体，因为私利而阻止港府增加土地供应。人民日报的评论更进一步说：“为了社会的利益，地产商是时候表态忠诚，而不是自顾私利而囤积土地，连最后一分钱也要赚到尽。”
上文所述的富二代说，官媒抨击香港的地产商，等于给北京一个机会告诉港人，地产商是香港的“妖怪”，而中央政府其实对此非常关心，“北京或许盘算过，这或者可以将局势的火焰稍为降低”。
南早引述接近香港地产商的消息人士说，民建联提议政府启动《收回土地条例》，背后其实是中联办的意思，“很多地产商都知道，北京对香港的政治问题本来是束手无策，它因此把焦点转移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例如房屋。地产商们也因为北京越来越主动的态势而觉得他们也同样是无能为力”。
官媒一轮批评之后，新世界、恒隆以及会德丰相继表态，从本身的土地储备捐出部分给予港府以及非牟利机构，作为兴建公屋之用。
上文的富二代说：“三家地产商同时捐地实在过于巧合了。他们是屈服于媒体压力和香港紧张的社会气氛之下。但问题是，这样子可以改变任何事情吗？中央和香港政府的民望又有没有因此而增加呢？”
这位富二代又说：“香港讯息交流竞争激烈，如果富豪出来表态支持政府，你以为暴乱就会停止吗？（中央）对一群富豪的表态寄以厚望，以为可以改变香港的民情，只反映了它对讯息流通的香港以及香港如何运作，有一个基本上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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